幸运的只是少数
并非所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类似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临终病患中，他们几乎都是在承受了一段时间的病痛及无效医疗的折磨后才转变观念，接受临终关怀。即便如此，就总量来说，面对庞大的临终关怀需求群体，现有的机构和服务水平却是僧多粥少、杯水车薪。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一份《中国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伦理探讨》的调研结果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大城市一些综合性医院探索开设了临终关怀病房，在肿瘤专科医院尝试设立了临终关怀病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城市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临终关怀机构约200余家，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医务人员近万名。
但是，这些临终关怀机构绝大多数设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几乎空白。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癌症报告2014》的数据，2012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为220.5万，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4。预计到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将达400万。癌症发病及死亡率的快速上升带来的必然是临终关怀需求的急剧增长。
公立医院方面，宁夏人民医院宁养院的出现填补了宁夏临终关怀领域的空白，但从2009年成立以来，他们仅仅服务了1828名患者，资金困难和人力不足是最大的瓶颈。宁养院是李嘉诚基金会于2009年捐助成立，每年提供资金150万元，现有医护团队7人。“由于近两年病人的生存期延长和难治型患者量提升，经费开支增大，而且由于人力有限，既要家访也要门诊，我们不得不缩小服务半径，以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宁养院主任李丽梅说。而缩小服务半径也就意味着周边能享受到临终关怀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
宁养院社工林东宁告诉记者，以前一些地方的大中型公立医院都设有临终关怀科，但在市场冲击下，不能创收且提高医院死亡率指标的临终关怀科相继被撤销。
这种情况在山东省济南市非常典型，记者采访得知，济南多家曾试水临终关怀的病房全部半路折戟。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1999年最早启动该项目，持续到2006年。2009年5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肿瘤科成立了有30张开放性床位的“宁养病房”。结果，“本院的病号转不动，外院的病号引不来”，床位运转率始终没有达到医院要求的85%，半年后关张。此后，济南再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事实上，即便在山东全省范围内，临终关怀机构也屈指可数。
于是，那些被大医院“劝退”回家疗养的临终病患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转诊到民营医疗机构和有医疗护理功能的养老院，而这些地方早已是一床难求。例如，浙江老年关怀医院(拱宸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开放床位200余张，使用率一直保持在100%，临终安置老人与专职医护人员的比例约为10∶1。浙江杭州江干区丁桥镇沿山村的绿康老年康复医院(民营)，全院450个床位中专职临终关怀的病床为80个，平均每5天能空出一个，但排队入住的申请却一直保持在每天3到5个左右。
“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呈‘4—2—1’倒金字塔结构、人口高度老龄化等原因都导致家庭的照护功能由强变弱，承受亲属死亡的能力在快速衰退。而此时，我国临终关怀的社会化力量一直跟不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由于临终病人的治疗未能纳入医保，开展临终关怀的民营医院运营都相当艰难。无力照顾的家属将老人送到一些养老机构，愿意接收的寥寥无几。
此外，目前多数医疗单位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是以护理基本生理需求为主，包括病痛舒缓、营养支持、感染控制等。绿康老年康复医院院长卓永岳说，在精神层面的临终关怀还比较欠缺，客观原因是一些病患和老人在弥留之际常处于失智状态，另一方面是专业人员极度欠缺。如绿康医院临终关怀病房30位医护人员中，只有1位是专职心理治疗师。
在国内，能享受到临终关怀的病患是“幸运”的。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对晚期癌症病人临终关怀服务覆盖率约为10%，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在80%以上。我国临终关怀研究和实践始于1988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27年来尚未建立系统的专业化服务，且步履维艰，甚至未被列入国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中。
（责任编辑：吴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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