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一名肝癌患者到医院就医，放化疗科、中医科、肝胆外科、胸外科、介入科等16个科室都可以收治，但是全国真正的肝癌内科医生却不到30人，国内有专门的肝癌内科的医院不超过3家(南京八一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国外治疗肿瘤是以病种来划分的，比如专门治疗肝癌的、肺癌的、胃癌的，但在国内大多却以科室来划分。国外开学术大会介绍专家都是具体疾病的专家，比如“肝癌专家”，“肺癌专家”，但介绍我国专家的时候，只能说是“肿瘤专家”。虽然这样做能促进多学科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治疗的不规范，每个医生都认为自己的科室在治疗时重要，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能治，但谁也治不好。
■肿瘤临床医生治疗时所使用的指南都是国外的，制定的时候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欧美患者的数据，并没有中国人的临床数据循证医学的支持。这样等于是“照着别人家孩子的尺寸给自己家孩子买鞋”，所以在治疗上照搬指南存在许多问题。
■治疗肿瘤有时候“less is more”(更少就是更好)， 不要把肿瘤当成我们的死对头，一定要置之于死地，有时候你劝化他，让他改邪归正，控制住他一样也是好的。要从过去“治疗病人的肿瘤”转变到“治疗带肿瘤的病人”上来。
■癌前病变发展到癌症，短则数年，长的甚至要十几年。“我们的很多癌症患者被发现时都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在癌前病变之前的这么长的时间，都干嘛去了呢?”说到这，程书钧院士很激动，只要能提早发现并积极治疗，绝大多数患者不会发生癌变。
■采访孙燕院士的时候，这位肺癌领域的泰斗也非常激动。“今天开会下面坐了一些医院的院长，我想说的是，给职工再多的福利，还不如每年给每个适龄职工安排做一次薄层CT的肺部筛查。”
新闻背景：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长城肿瘤高峰论坛暨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2013学术年会日前在京举行。
受访院士：
孙 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汤钊猷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
程书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医院)副所长
受访专家：
顾 晋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
出诊时间：周一上午
林桐榆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
出诊时间：周二上午
秦叔逵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主席，解放军全军肿瘤中心主任、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出诊时间：周四上午
李萍萍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
出诊时间：周一下午，周三上午
(健康时报记者 杨小明)得了肿瘤再花钱来治，治肿瘤就是杀死肿瘤等，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想法，包括多名院士、国内知名肿瘤医院的学科带头人在内的顶尖专家们竟然都不认同。
在本次肿瘤大会上，这些顶尖级的肿瘤专家们带来了防治肿瘤的新观念。
杀肿瘤——有时候“less is more”
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过去一直都觉得既然肿瘤不是个好东西，把它杀干净就好。不过如果你还这么想的话，中国工程院的两位院士可能会批评你了!
开启话头的是北大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李萍萍教授。她是当天会议发言中，唯一一位讲肿瘤中医学的专家。面对场下的众多西医医生，李萍萍一开始讲话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就在她开始讲中医是如何看待肿瘤发病原理的时候，场下很多西医医生并没有太在意，坐在记者前排的几位医生甚至在低头玩手机。不过讲了15分钟左右时引起了全场的注意。
李萍萍教授分享了几个她在临床上遇到的病例。一个70多岁的肝癌患者，做了很多治疗以后，总吃不下东西，遇到李萍萍的时候已经很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这位患者倒还乐观，她说“我现在最着急的不是肿瘤能治好，而是得吃下去东西”。
李萍萍说，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一般消化都不太好，所以保护消化功能非常重要，但有时候为了杀肿瘤，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不过中医治肿瘤得保护胃气，这是一个策略，只有吃得进去，保证营养，才有体力跟肿瘤作斗争。后来给这位患者调理了一段时间，患者可以正常进食，这让她非常高兴。
说到这，李萍萍抛出了中医看病“勿使过之”的观点，也就是治病不要太过。“姑息治疗对世界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确保对晚期癌症患者不进行无效的治疗，而是多给予维持性治疗，尽可能在患者结束生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使其生活质量充分提高。有时候为了杀肿瘤，往往伤及无辜，使得其他脏器功能受损。”
玩手机的几位医生把手机撂下，开始认真听起来。
这时候李萍萍的幻灯片上，出现了ASCO现任主席Sanda Swain的话：在治疗肿瘤中，有时候“less is more”(更少就是更好)，推崇更少的检查，更少的治疗尤其是放射性治疗，比如对男性睾丸肿瘤更少的放化疗等。对这些治疗，我们要放慢脚步，以减少治疗可能对患者产生的负面作用。
发言结束，会场有些小小的骚动。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医院)程书钧教授上台的时候，这点骚动顿时安静了下来。因为来的同行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儿”就是专门研究肿瘤病因的。
“我觉得刚才李萍萍教授说得很有道理。”程书钧院士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程书钧院士指出，带瘤生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应该把过去“治疗病人的肿瘤”的观念转变为“治疗带肿瘤的病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同样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虽然杀癌疗法仍然是治癌的主流，但作为医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杀癌疗法，比如不仅仅只考虑直接杀灭肿瘤，还要看到杀癌因缺氧、炎症等导致的残癌转移。
为此在这个基础上，汤钊猷提出，如果能够在杀癌的同时，又能把杀癌带来的副作用消除，这样才有助于提高疗效，比如干扰素、中药就有这方面的作用。
找医生——真正的肝癌内科医生不到30人
如果不是在会上听到解放军全军肿瘤中心主任、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副院长秦叔逵教授的报告，记者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肝癌已经是我国仅次于肺癌，死亡率居第二位的恶性肿瘤，全世界一年新发生肝癌病人81万，其中有43万在中国，中国肝癌占全球发病率的55%，死亡率的50%。当天，秦叔逵教授所作的报告主题是“肝癌的综合肿瘤现状治疗”。
对于早期肝癌，做手术切除或者肝移植，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现实是，我国肝癌患者被发现时大多都已经是中晚期，适合进行手术根治治疗的却不到20%，这时候内科治疗成为肝癌患者的主战场，比如化疗栓塞治疗、局部消融治疗、分子靶向治疗、中医中药。但就是这样一个大战场却缺少专业的“战士”。
“一个肝癌患者，现在有放化疗科、中医科、肝胆外科、胸外科、介入科等16个科室都可以收治，但是全国真正的内科治疗肝癌的医生却不到30人，国内有专门的肝癌内科的医院不超过3家(仅南京八一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了主席台，记者跟秦叔逵教授聊起了我国肝癌的治疗情况，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国外治疗肿瘤是以病种来划分的，比如专门治疗肝癌的、肺癌的、胃癌的，但在国内大多是以科室来划分。”秦叔逵教授说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国外开学术大会介绍专家都是具体疾病的专家，比如“肝癌专家”，“肺癌专家”，但介绍我国专家的时候，只能说是“肿瘤专家”。“这样一方面是好事，能促进多学科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治疗的不规范，每个医生都认为自己的科室在治疗时重要，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能治，但谁也治不好。”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肝癌的外科手术水平、介入治疗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手术做得很完美，也有许多做手术做得很好的外科医生，但是在内科治疗上却相对较弱。”秦叔逵希望，在肿瘤学科建设上，未来治疗肿瘤能够专业化，病种化。不过好在现在临床上已经开始了多学科的合作，这也让他看到未来国内肿瘤治疗的方向。
用方法——“拿来主义”治不好病
指南是医生治病时的规范和参考标准。目前国际上，常用的癌症治疗指南有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治疗指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NCCN)肺癌治疗指南、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治疗指南、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CCP)治疗指南等诸多国际指南，这些指南可谓是世界各国临床医生信奉的“圣经”，在全球肿瘤临床实践中被医生们广泛应用，在中国也得到了广大肿瘤医生的认可与青睐。
但是如果中国医生照着这些指南“照本宣科”地看病，却不一定能治好患者的病。
作为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的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教授在当天会议发言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国际上常用的指南，制定的时候所采用的数据都是欧美患者的数据，并没有考虑中国人的情况，缺乏中国人数据循证医学的支持。由于人种和基因的不同，在治疗上照搬国外指南看病，这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
“国外指南不会考虑到中国人的基因、体质、医疗水平、发病特点、医疗体制等国情，如果我们的医生照搬指南看病，有时候会显得很棘手。”顾晋教授的这个判断让他在医学会的同事——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林桐榆教授深有体会。
林教授对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颇有研究。他跟记者说了一个例子，依维莫司是近年来新兴的用来治疗肿瘤的一种靶向药物，疗效不错，在欧美国家已经批准了几个适应症。这种药物在国际上推荐(说明书上)服用的剂量是10毫克/次/天。但是林桐榆发现，如果按照这个剂量给我国患者使用，就很容易出现口腔溃疡、血小板降低等副作用，患者往往不能耐受，出现药物过量的情况。
“这种药一个月一万五，这么昂贵，看到它的疗效同时，也要看到它带来的毒副作用。每次看到患者出现副作用，真的于心不忍。”后来他渐渐发现，如果减量的话，副作用会好很多，疗效一样。所以他推荐开始剂量为5毫克，根据患者的毒性反应来进一步调整剂量。“国外的指南，国外新药的推荐剂量考虑的都是国外患者的体质，很少会考虑到亚洲人包括中国人的身体耐受情况。”
说到这一点，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个来自河北的肿瘤医生连连点头。他告诉记者，在给病人治疗过程中，确实存在类似的问题，这让他一个基层肿瘤医生非常为难，他希望学会和同行能够做些探索和改变。
好在国内的肿瘤专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有所行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教授告诉记者，正是因为很多中国医生在临床中发现了这个难题，7年前，他就倡导着手制订符合中国人群的NCCN指南中国版。后来在充分探讨的基础上，中国专家与NCCN专家共同制订了《NCCN乳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和《NCCN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中国版)》。这两份中国版指南一经发布得到了广大肿瘤医生的认可。
“我们应该着手做更多这方面的努力，对这些国际指南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改，使得能更适合中国人，让更多的中国版的NCCN指南、ASCO指南能够为我所用。”顾晋教授也建议国内同行，治肿瘤时除了要参考国际上这些权威的指南，还要结合我国患者的特点，进行个体化治疗。
控癌症——大量的钱都堆错了地方
这次会上，记者一次性地见到了三位国内肿瘤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孙燕、汤钊猷和程书钧三位院士。他们在肿瘤这个领域里也是术业有专攻，孙燕院士主要是肿瘤内科治疗和研究，汤钊猷院士则是肿瘤外科，尤其是肝癌的临床诊治，程书钧院士则在肿瘤病因和癌变机理上非常有建树。不过这次会上，三位院士都不约而同地关心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控制癌症，应该战略前移。
“肿瘤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从高危个体——癌前病变——占位病变，我们的很多癌症患者被发现时都已经是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在癌前病变之前的这么长的时间，都干嘛去了呢?” 程书钧说到这儿时非常激动。
医学上，从正常组织到发生癌变的中间阶段称为癌前病变，包括在发生恶性肿瘤之前，出现的一些不典型增生。癌前病变通常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会发展到癌症，短则数年，长的甚至要数十年。只要能提早发现并积极治疗，绝大多数患者不会发生癌变。
程书钧院士指出，20%的肿瘤的发生跟病毒有关，而这是可以用疫苗来预防的。就像在我国高发的宫颈癌和肝癌，如果提前做好疫苗预防，这两个肿瘤将首先被控制。因为研究已经证明，接种乙肝疫苗的新生儿成年早期患肝细胞癌的风险比未接种的人会降低69%，而巴氏涂片检测宫颈癌前病变加上外科切除，可以使宫颈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78%和79%。还有结肠镜的筛查和切除癌前病变对预防结直肠癌发生，降低死亡率都有很大作用。
采访孙燕院士的时候，这位肺癌领域的泰斗也非常激动。“今天开会下面坐了一些医院的院长，我想说的是，给职工再多的福利，还不如每年给每个适龄职工安排做一次胸部薄层CT检查。”
这样的数据，汤钊猷院士也是感同身受。
汤钊猷院士是国内顶尖的肝癌专家，他告诉记者，美国和意大利的肝癌预后正在改善，原因就是早诊早治，这和我们研究所的结论是一样的。甲胎蛋白是诊断原发性肝癌较特异的肿瘤标志物，在确立诊断、早期诊断、鉴别诊断上有很大作用。时至今日，甲胎蛋白对肝癌的监测依然有用，最近美国专家还建议甲胎蛋白应纳入美国肝病协会肝癌监测指南。
除了一些筛查，在癌前病变前使用一些药物也能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比如应用阿司匹林，可以使结直肠癌和肺腺癌的发生风险下降;对癌前病变做黏膜切除也非常有效。“如果我给患者开一些阿司匹林，你们不要以为我开错药了，这对抑制癌转移也是有效的，经济又管用!”汤钊猷院士表示，控制癌前病变，可以不断减少晚期肿瘤的发生。
“近30年来，我们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干预，而肿瘤病人大多数是在晚期发现，治疗效果差。” 程书钧院士感叹，说及原因，一个是临床医生不注重患者的早期筛查和癌前病变前的治疗，另一方面是患者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比如国人的健康素养跟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控烟、限酒远没有国外做得好。
“有个幻灯片其实我很不想公开，那就是小肝癌切除的5年生存率40年来都没有提高，只有数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提高。”汤钊猷院士很痛心地表示，原因就在于肿瘤跟人体是一个种子和土壤的关系，如果不注重全身情况的这个土壤，肝癌转移也是很难避免的。“光靠医生是不够的，患者自己的全身干预需重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首当其冲。”
三位院士都呼吁，改变抗癌战略，除了从致病因素上采取措施之外，在癌前病变这一段下功夫，将是医生和患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姜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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