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两会记者 杨小明)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细心的人发现，总理报告中的用词是“解决看病就医难题”而不是我们常说的“看病就医难”，“难题”、“难”，一字之差，如何解读?
健康时报采访多名医卫界政协委员，对这一表述，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
第一问：中国人看病难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霍勇：和其他国家相比不算难
我们过度强调看病贵、看病难，这是不对的。当然中国人看病难不难、贵不贵，相对于我们的就医过程，经济水平，客观上有这些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算看病难，也不算贵的。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非常客观的表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解决中国人看病就医的难题，不像以前说的看病难。我们要逐渐的解决这个难题，不是美国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解决不了，中国也可能解决，但是这种也要基于国情，基于国力，尤其是要基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不要随意吊高公众的胃口。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难题，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国外待过就知道，在中国看病太容易了，太不贵了。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协和医院院长胡豫：现在就医流程改善，看病不算难
我觉得在中国看病并不难，过去之所以提看病难，主要是因为我国一部分大医院病人比较多，比较集中；过去的流程改造比较慢，所以会出现患者排长队的情况，比方一个人排两三个小时才能看一个疾病，这种情况他会觉得比较难。
但是现在随着卫计委三年改善服务行动计划，各个大医院都在用信息化的手段改造流程，比方我们医院去年搞了无纸化的流程，根本不用窗口挂号，预约去看病，缓解了排长队的情况。随着对信息化的运用和对流程的不断改造，看病难将不存在。国外有些国家预约两三个月，预约很长时间，我们这里基本当天预约都能看病，所以跟国外相比，我们国家看病是比较容易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张俊廷：对比国外不是特别难
实际上很多患者没有真正去国外体会看病的难度。其实对比国外，从检查，治疗，包括急诊，这种治疗的情况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难，只不过是老百姓想象的特别难。比如说我们的核磁，做一个检查，我们要约俩月，这看上去有一点太不尽人意，但是国外完全就可以约俩月，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我和你约的是这个时间。在国外，医生要休假一个月，什么人找他，他都排除在外，不再做医疗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难是缺少度量的形容词，难，什么叫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你可能今天去吃早点，前面有三个人排队，如果前面有十个人也觉得可以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预判，所以我们不好用“难”字去评价，我们更多的应该去看指标。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看：第一个，向社会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不会有任何一个市民得不到医疗保障，当然我们的老边穷地区医疗供给方方面面还有许多问题来解决。第二个是谈服务，医疗卫生尽管他有极强的技术特点，但实际上是服务业，对于服务业来说，服务是无止境的，我们要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社会对我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满足人民的要求其实是个无止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考虑“难”这样一个词。
关键：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张俊廷：
如果要说难，难就难在医疗资源不均衡。我们的医生队伍和国外医生所服务的人数基数是不一样的，人均服务量是不一样。国外的医生，同样的医生队伍，服务的人群少，但我们14亿人，这得有多少个医生的比例和国外来做这件事情。
比如北上广的大医疗单位，已经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但是来看病还是觉得难，因为现在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老百姓手里有钱了，过去看不起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在当地医院;现在大家手里有钱，不再愿意在条件非常非常落后的地方看病，所以挤到北上广医疗发达的地方看病，出现一号难求。所以我们讲医疗体制一定要下沉，要分级治疗。
政府拨款了，把基层医院条件设施办得很好，但是没有好的医生，老百姓也不会相信。所以分级诊疗质量能不能下沉下去，关键要看让医生队伍分级治疗的程度，基层医生能看什么样的病，能筛选到什么程度，能把老百姓什么样的病留在这里治疗，什么复杂程度到哪级医院去治，这就是分级诊疗。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中西部的医疗资源会非常的均衡，老百姓就不会舍近求远，去从那么远来看一个很小的病，这就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第二问：中国人看病贵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霍勇：一些疾病费用也不算贵
比如，国外心脏放一支架，一般国家平均是两万美金，在中国，北京收费高一些，也就是四五万人民币，这个价格比是三分之一，当然他们生活成本高。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协和医院院长胡豫：总体水平是不贵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看病的总体水平是不贵的，特别是跟国外相比，国外做CT共振是上万的，而我们才几百块，这样比较我们是不贵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张俊廷：拿国外水准来看是不贵
以现在普遍的医疗和生活水平，对多数人承受来说是贵的，但是要和国外的整个看病水准来讲，应该是不贵的。比如拿颅内肿瘤来讲，在美国要一二十万美元(一百多万)，在我们这儿三五万人民币就能解决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贵和不贵是相对的
我们的卫生总费用当中，个人支付水平到了现在北京市降到了20%以下，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的评价是，希望该指标能控制在30%以下，那么我们现在远远低于国际水平，那算贵还是不贵呢?
贵和不贵同样是个相对指标，人的一个生命值多少钱，挽救一个生命需要花多少钱，怎么拿这种指标来评价呢?所以我们有相对的指标评价体系。在我们的卫生总绩效，新的卫生总绩效进步很大，前进了60位，这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成绩。我们群众不断的提出新的需求，我们去改进、去发展。
关键：医保报销方式要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中心主任霍勇：
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医保比例，医保的报销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医保报销额可以提高，提高在一些大病，相关重要的手术方面，尤其要提高一大块，医保的报销;
第二个是覆盖的面要广一些，因为我们很多地区很多病不覆盖，比方说住院能报销，门诊不能报销，那心脑血管病就靠门诊治病的，不靠住院的，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把不该住院的变成住院了;
第三个就要如何体现出预防为主的理念，对病人的预防，管理，我们医保要付钱，比如有委员说的，口腔检查，我个人认为应该纳入共同报销的范围，就说公共卫生里面，还有血脂的筛查，因为三高，血糖血压都管了，血脂不管?是不是没有报销比例就不行了?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病人出院以后，管理没法出钱，国家应该付管理的钱，医院的治病，我个人认为核心在于管理，疾病管好了，病人发病率更低，复发率更低，这病恢复不好，没有后边一段，效果不好，我觉得医保应该做到这三个方面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协和医院院长胡豫：
我们的保障水平虽然说是进步很大，200多提高到现在的400多，但是总体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报销的比例，大病医保有些不同，但是由患者支付的比例，对于贫困家庭来讲，仍然觉得这是比较重的负担，所以如何能逐步的提高这些大病医保，以及对贫困人群的帮扶，还需要协调促进各种资金的办法，政府，医保，医疗机构，慈善机构的共同努力，尽量避免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张俊廷：
其实医保的报销比例一直是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医保状态，能为老百姓承受多大的能力，这是财政来测算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要解决的，那就是按病种报销。
目前医保报销是越往上，报销比例降低，实际上是针对层级报销，针对的是所有病，但事实上不能所有的病都是这样层级报销的，建议可以针对病种报销。比如一个感冒地方报90%，到大医院看病，也报销90%，那明显就不合理，抢了需要做上级医院治疗病的人的资源;还有些病基层医院看不了，必须到大医院来，那么重大疾病报销比例就应该提高。这个水准谁来掌握，就由我们的基层医生，叫做层级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
就医保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第一是医保针对的是特困人群以及大病这一部分。对于这一部分保障要和普通保障有所区别，做一些区别性设计，不是简单的某一层级医院报多少，而是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要有所倾斜。
第二，在支付方式上进行改革，通过医保杠杆，让医院提高成本效益上，支持医院往成本效益上，可以让医保省钱。
（责任编辑：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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