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夫，我特意过来看您，谢谢您治好我的病。”年轻人说着扑通跪在沈渔邨面前。“应该的，应该的！”沈渔邨扶起年轻人露出欣慰的笑容。
彼时的沈渔邨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眼前这位年轻人是谁，她或许已经记不清了，但医生的“惯性”让她还是认真询问起患者的近况。她是一名医生，一名为病人服务的医生这件事儿，她一直没忘。
沈渔邨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当时我国精神病学领域唯—的院士。我国精神病学奠基人之一、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第三届国之名医特别致敬……沈渔邨身后有诸多光环。2024年，沈渔邨正值100年寿辰，回顾百年的一生，她仍最喜欢被人叫一句：沈大夫。
她见证了我国精神病学从蹒跚学步到风华正茂，精神病学也陪着她从意气风发到期颐之年。
“几乎没有准时回家的时候”
“忙”是沈渔邨女儿、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钱家鸣对母亲最大的印象。小的时候，钱家鸣经常见不到母亲，母亲在家里话也不多，偶尔说几句也只是和父亲聊工作上的事，所以很多事迹都是为母亲整理传记才知道的。
“以前家里有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习惯，每次都会等母亲到晚上7点半，如果还不回来就先开饭，给她留一份。但几乎没有准时回家的时候，灶台上的饭总是热了又热。”钱家鸣向记者回忆。
钱家鸣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出门，晚上9、10点钟才回来，衣服上也总是沾满了泥。有一次母亲回到家，脚上只剩下一只鞋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她笑笑说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在田埂上滑倒了，鞋也掉到水沟里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她是到村里去了。”钱家鸣说。
沈渔邨全家照，右一为女儿钱家华，左一为女儿钱家鸣。受访者供图
沈渔邨在接诊时发现有的精神病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病，回去后又没人管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精神病治疗必须要就近！”有了这一想法，沈渔邨开始着手农村精神病的防治。
彼时，我国农村精神病防治工作还是一片空白，人们也对精神病讳莫如深，被拒绝是家常便饭。沈渔邨千方百计地将流失的骨干调回，并带领科室医生在北京市海淀区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
为了能让患者信任，她挨家挨户地走访，和老乡们聊天吃饭。一次，她到一个家境很差的精神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正赶上这家人吃饭，老乡捧着碗碟热情地跟她说：“沈大夫，一起吃点吧。”她想也没想，说了声谢谢，就端起碗吃了起来，这个举动也拉近了她和病人的距离。
在沈渔邨的自述里，通过培训大队赤脚医生提供本村可疑精神病人的线索，再由医生下乡和赤脚医生一起检査病人，进行确诊，制订治疗方案。就这样，从1974年6月到1977年2月，在海淀区19万农村人口，11个公社中建立了精神病人家庭防治网，使256位农村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得到了系统的治疗，疗效与住院病人相接近，这也是全国首创的农村精神病家庭社区防治模式，被同行称为“海淀模式”。
这个模式在国内山东、辽宁、四川等地的农村推广。“当我在一个海岛上，看到一名10多年病程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经治疗后明显好转，已在做我们的向导，他哥哥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从内心也分享到他们的快乐”。沈渔邨曾说。
1982年，沈渔邨到山东莱阳考察。受访者供图
很“讲究”又不太“讲究”
干练的短发、一身素色的西装从没有褶皱、里面配上有花纹的衬衫，摘下眼镜总是笑眯眯的，除了鼻梁上架着的一副宽边眼镜外，她没有佩戴其他任何饰品。在日常生活中，沈渔邨总给人朴实随和的印象。
“母亲很讲究，但又不太讲究。”这是钱家鸣对母亲沈渔邨的评价。每次参加学术会议，她都会穿戴得很讲究，哪怕已经80多岁的时候，她仍然要打扮得很得体去参会。年轻时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交往特别多，有时候从非洲飞到欧洲，欧洲活动结束后，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又赶回国来主持国际会议，一点都不觉得疲惫。
但沈渔邨生活中从不讲究。2004年年初的一天，沈渔邨早上出去散步，由于地上有积雪，她不小心滑倒，左臂肩肘脱臼了，她忍着痛找医生做了复位，“就这样架着膀子，一天也没歇。她每周三、五看病，每天只能看9到10个人。每个病人一般的问诊时间是半个小时。”
她接诊了数不清的病人，很多都是难缠的神经症病人、吸毒病人还有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人，沈渔邨曾多次受到精神病人的伤害，眼镜被打掉，鼻梁被打伤，但她却仍然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患者。“有时病人会把我们视为敌人，对面咚地打过一拳来，这是因为他有疾病，医生不仅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必须能迅速把兴奋病人的过激行为控制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他病人的安全。”
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黄悦勤的印象里，沈渔邨在工作上雷厉风行、条理清晰，但生活上她却有点单纯可爱。除了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她都不太操心。她们去调研的时候，村里条件有限，每次都是自己带盒饭去。这一天，大家和往常一样做完了一上午的工作，把盒饭拿到蒸锅里热，没想到蒸锅里进了水，把盒饭全泡了。大家赶紧叫她：“沈大夫，快抢救盒饭。”沈渔邨愣在那，因为她也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等大家都认领了自己的盒饭，剩下的就是她的。
沈渔邨退休后没有安享晚年生活，而是继续给患者看病。后来，她开始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再适合给患者看病，但仍有患者挂号，他们只相信沈大夫。2012年，几位精神病学的专家来看望沈渔邨。寒暄之后，沈渔邨对着精研所的崔玉华教授大声说：“崔玉华，我原来门诊上的病人都转给你了，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探望结束时，大家与沈渔邨合影留念，拍完照，轮椅上的她又一次条件反射般地对着崔玉华说:“崔玉华，我原来门诊上的病人都转给你了，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
1979年，中国精神病学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受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接见，右三为沈渔邨。受访者供图
“人家做过的事情我们再做，就没意思了”
“人家做过的事情我们再做，就没意思了。”这是沈渔邨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沈渔邨教授的这种超前意识使她拥有许多“第一”：建立了中国精神病学界第一个现代神经生化实验室，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首创并建立农村精神病家庭社区防治模式，率先改革精神病院约束病人的旧管理模式，创立人工冬眠新疗法，并主编了我国最权威的精神病学参考书《精神病学》第一、二、三、四、五版。
1982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挂上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培训协作中心的牌子，这也是世卫组织在中国挂的第一块精神卫生培训协作中心的牌子。此时，沈渔邨深知要想让我国精神病学有更多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和国际接轨。但当时我国究竟有多少精神病患者?没有数据。怎么调查?没有工具。于是，她牵头推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学调查。
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外的差距，沈渔邨心里就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儿：要编写一本精神病学教材。当时也有很多人编写了精神病学的教材，有的侧重临床，有的侧重疾病，但都不够系统，她要从最基础的生化开始写，一直写到疾病。“那段时间她也不怎么说话，整天趴在桌子上写书。”钱家鸣回忆。
1980年10月，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出版，这本书如今已是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后来，她不断纳入最新的研究和疾病类型，前后编写了4版《精神病学》。
筹备第5版《精神病学》时，沈渔邨已经80多岁了，尽管电子设备已经极其发达，她还是习惯书卷的油墨清香。她坐在熟悉的桌台前，洋洋洒洒地手写了十几万字，然后笑笑说：“这是我最后一期主编了，下次就交给年轻人于欣了。”于欣是沈渔邨的得意门生，现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
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沈渔邨是中国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博士后导师。于欣是她亲自培养的博士生、也是她最得意的弟子。即便是这位最得意的弟子，如果犯了错误也不留情。
于欣回忆，他还是个小医生的时候，所里的药理室曾请了几位国外专家做培训，他被派去当翻译。他自以为翻得还不错，不曾想中途沈大夫坐进来，听着听着就发起火来。有一个词，Investigation New Drug(研究中新药)，缩写为IND，于欣为图省事，在翻译中他只讲了缩写而没有说全称。沈大夫气他偷工减料，当着外宾和众多学员的面，数落了他一顿。有一句于欣至今记忆犹新，“翻译是件很严肃的事，怎么能随便对付?这样对听众是不负责任的！”
1953年，沈渔邨(左二)与同批留苏医学生同游波罗地海。沈渔邨中国科学家公众号 图
“精神科的墙上有了画，桌上有了花”
医院的下午，阳光和煦，微风徐徐。有几个患者在治疗室里仔细地画着脸谱。治疗室里摆放着钢琴、棋盘、动感单车等供患者娱乐的设施，展柜上还陈列着患者亲手制作的作品。这如同家一般的治疗环境，得益于沈渔邨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学领域优秀人才稀缺，国务院决定选派30人前往苏联学医，沈渔邨就是其中之一。回国后，沈渔邨来到北医精神科，当时中国只有1000多个精神病床位，而且多以收容为主，人们对待精神病人的方法只是必要时把他们捆绑约束起来，真正的治疗方法很少。
“这种方式极不利于精神病人的康复。”沈渔邨认为，对精神病人要有人道主义的态度，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然而，良好的治疗环境是需要资金的。直到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卫生部支持下，我国才开始建立符合精神卫生管理的简单机构。但沈渔邨仍然不满足于此，她一心想把精神卫生治疗的场所正规化、扩大化，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呼吁。
“我们研究所是最早实行开放式管理的单位之一，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环境美化绿化得比较好，个人活动场所也很多，有专供病人拉琴、练习书法、切磋棋艺的游艺室，这对陶冶病人的心情是十分必要的。”沈渔邨说。此外，如遇某个病人兴奋时在病房里又吵又闹，为了保证大多数病人的安宁，每个病房还设立了隔离的小单间，便于为病人提供控制兴奋的治疗措施。
当时，一则来自法国的资料给了沈渔邨极大的启发，上面说外科医生在为心脏病病人施行手术前，采用了一种先进的低温麻醉方法。“我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控制精神病人的过激行为上，于是开创了‘人工冬眠疗法’，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病人的兴奋。”
人工冬眠疗法就是通过麻醉和物理的办法使患者体温降低并保持在34℃，此时患者对各种病理刺激的反应都会减弱，从而控制住患者的兴奋。控制体温是一件很难的事，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外早有应用，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体温过低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不够低效果就会不好，没有人知道最适合中国人的剂量究竟是多少。只要对病人有利，沈渔邨就敢于承担风险。为了摸准规律，她一直守在病人身边，废寝忘食。终于让她找到了最适合中国人的剂量，这一疗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控制住了患者情绪，沈渔邨开始着手为患者营造一个“家”。她先废除了约束病人、封闭式的旧管理模式。提出病房的被褥不必像综合医院病房那样掖在床垫下，可以像家里那样叠：病房要安装窗帘，注意布置些既无危险性，又能使环境家庭化的装饰。从此，精神科的墙上有了画，桌上有了花，患者的心里有了阳光。
2019年，钱家鸣和母亲沈渔邨同时获得了第三届国之名医特别致敬。在钱家鸣的口中，在母亲榜样的鞭策下成长为国之名医，也是深受父母的影响。
钱家鸣告诉记者，母亲很喜欢花，老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院子的左边是父亲种的西红柿和豆角，右边是母亲种的月季花和芍药花，母亲有空就会在院子里给它们浇水。在沈渔邨的呵护下，我国精神病学和这院子里的万紫千红一样，正迎来自己的春天。
（责编：荆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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