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重症监护病房)是医院救治重症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成功应战了疫情的重症救治高峰，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这需要在疫情后快速补齐。”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从重症、危重症患者抢救来看，ICU有着重要的兜底作用，当前全国重症医学资源分配不平衡，学科建设有待规范发展。疫情过后，是时候思考我国重症医学的发展了。
“73天捡回一条命”，46张床位收治360多位重症患者
3月3日，四川遂宁射洪市的李伟(化名)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的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已脱离有创呼吸机，准备转呼吸科普通病房。”李伟的主管医生敬毅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在病房看望李伟时，短短10分钟探视时间，对着医护说了23次感谢。
李伟是当时从基层医疗机构转来遂宁中心医院的新冠重症患者，在这里他已经接受了73天的救治。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夏洪韬说，目前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很快能出院了。
“重获新生”对每一位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李伟的妻子说，“73天前，老家医院的医生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没有办法了，73天后，我们在这里捡回了一条生命。”
相比2个月前的“人等床”的急躁与乱序，重症高峰冲击过后，遂宁中心医院ICU病房一切回归如常，这里已经可以空出2张床位，等待新转入的病人。“回顾19年的重症医学生涯，从2022年12月10日开始的2个月时间里，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工作任务最繁重、压力最大的2个月。”
夏洪韬介绍，2个月时间，该院仅有46个床位的呼吸重症病房收治了360多位新冠重症患者。
疫情三年重症床位数显著增加，重症资源仍有不足
遂宁市中心医院功能齐全的ICU床位。王振雅 摄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直击我国医疗系统的短板，重症科室、床位、医护资源短缺。经历疫情三年，我国重症医学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2022年12月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给出一组数据：截止到2022年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1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数是13.34万张。全国重症床位资源总体来看是充足的。
时刻都在“等待奇迹”的重症监护病房，从1982年北京协和医院第一张ICU病床，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白求恩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杨晓静口中的“重症救治资源已基本可以满足常规重症医疗救治需求”，我国重症医学科在“不惑之年”，承接住了新冠肺炎重症救治的挑战。
不仅是三级医院，县级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如今也有了重症医学科室。2022年12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提出，加强县级医院重症和传染病医疗资源建设。“评二级医院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重症医学科，我们医院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了重症医学科室。”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人民医院院长刘静介绍，虽然仅有5张ICU床位，但全年收治50余例重症患者。该院重症医学科能够开展气管切开、呼吸机循环支持治疗等。“2022年，我们历时40多天，成功救治一例90岁高龄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的术后重症患者。”
令刘静感慨的是，2018年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50多岁的游客，旅游途中出现高原性肺水肿，但当时县级医院ICU无监护仪、呼吸机等，患者只能经四五个小时车程转诊至华西医院，后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现在回想当时如果能有现在的救治设备，患者应该不会失去生命。”
除了县级医院，部分乡镇医院也有了重症医学科室。四川省射洪市金华镇卫生院就是其中之一。2020年8月金华镇卫生院重症医学科成立，目前重症医学科设有4个床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今年两会上，递交了一份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
王广发表示，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占总床位数的4%，在去年新冠疫情高峰前又扩展了4%，达到8%。但在重症高峰到来时仍然出现了床位短缺。
而发达国家危重症床位数，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14.3张重症监护床位，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现危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人才短板问题凸显，医护人员缺口达22万
去年12月的疫情冲击重症新冠肺炎高峰已经过去，ICU病房是否还要扩充?重症医学该如何定位与发展?
多位人大代表、重症医学医生不约而同地提出重症医学两个发展方向：补短板、强基层。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孝感市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谢志斌介绍，随着全国ICU大发展，人才短板问题日益凸显，ICU扩容的真正难点，在于重症医学专业人员的招聘与培养。
“重症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表示，“如果说最大的短板，一定是人才，重症医学人才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都是当下制约重症医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医院建设指南》，ICU医生与床位比例为0.8∶1，护士与床位的比例为3∶1。据此推算，我国重症专业医生缺口为3万，重症专业护士缺口为19.5万，医护人员缺口共计22万左右。“医学界有句话：一个ICU医生等于半个麻醉师、半个内科医生、半个外科医生、半个急诊医生，对重症医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极高，人才储备是个长期过程。”
“尽管ICU被患者称为世界上最贵的屋子，但实际上重症科室的支出和成本相当大。”谢志斌介绍，护士至少要在ICU工作2~4年，医生需要3~5年，才能掌握基本诊疗技能，如果要做难度更大的工作，需要至少8~10年培养，很多医学生会中途放弃。
“我国重症医学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县级医院重症医学科都已单独成科了。”全国政协委员、贵州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副处长、重症医学科主任傅小云表示，“一些成立重症医学科的县域医院，医生多为其他专业转入，缺乏系统的培训，也影响了专业队伍的水平。”
健康时报记者在四川射洪市金华镇卫生院看到，重症病房里虽然有配套的设备，但4张床位都是空的，没有病人。该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主任谢红梅告诉记者，为了不造成医护与设备资源浪费，在没有病人的情况下，ICU里的呼吸机会在急诊使用，医护人员也会转到急诊工作。
为了更好地弥补医护缺口的重症短板，杨晓静代表建议，“首先，要尽快在国家层面上设置重症医学科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准入标准，建立保障重症医学科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重症人才培养体系；比如本科教育阶段即开设重症医学科课程，并且推进住培和专培向重症倾斜，在住培和专培阶段加强重症医师的培养。”
傅小云委员建议，延长规培、住培医生在重症医学科的轮转培训时间，让他们掌握更为丰富的重症医学临床经验和诊治能力。四川遂宁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何素玉也表示，目前，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面临着重症医学科人才短缺的问题，在未来的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当中，医院要加强培养具有重症医学科专科知识和技能的医疗救治团队，进一步加强内培外引，培养重症医学科的骨干人才，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进高端的人才。
2022年9月，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整优化临床医学专业学位领域设置的通知》，明确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类别下增列重症医学。此举被认为是加强重症医学科在人才上的战略性储备。
平战结合，构建上下联动的救治体系
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重症医学，该如何定位和发展?安友仲、杨晓静、谢志斌等多位专家给出意见与规划：重症医学要做好阶梯式建设，以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学中心为核心，和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上下联动的重症救治体系，即基层医院重症医学科对于极危重症患者做好迅速识别和简单救治，及时安全转运至区域重症救治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高水平重症监护室，覆盖2~3小时车程半径的医疗转诊圈，实现重症患者的双向转诊。
李伟就是受益于畅通转诊制度的重症患者。2022年12月18日6时，遂宁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到了射洪市中医院转院需求，仅仅用了30分钟的时间成功转诊。
“从射洪市中医院到遂宁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之所以如此顺畅，得益于遂宁市中心医院持续优化的急危重症救治体系，在独立设置有直达抢救区的机动车通道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门对门’的无障碍衔接设计新思路，即救护车的门直通抢救室的门、抢救室的门直通急诊手术室的门、急诊手术室的门直通EICU的门，使得生命救治通道更便捷通畅，更有保障。”遂宁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何素玉介绍。
在山西白求恩医院的辐射下，山西省成立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重症医学专科联盟，如今这一联盟已经帮助15家县、乡镇医院、社区卫生院成功实现重症医学科从0到1的突破。杨晓静表示，联盟的成立除了保证当地重症医学科的建立，还保证了联盟单位收治患者的及时救治。“县、乡镇的居民和患者如果发生急、危重症，比如脑梗、心梗等急危重症对于抢救时间有极高的需求，强基层是未来的重点。”
傅小云建议，对于各个专科ICU，要按照综合ICU的标准来进行扩容改造和建设，并且医院可以改造一定比例的可转换ICU床位，平时为普通病房，需要的时候，可以在24小时内迅速转换成重症ICU的资源。这样可以极大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
谢志斌则认为，加快建立全国性的重症医学科网络，通过医联体的下沉模式，加快实现重症医学基层与大城市的均质化发展。要建立重症专科区域联盟，切实把相关医疗资源配置到位、服务力量逐渐下沉，为重症患者转诊提供支持；建立医疗信息互联互通，便于进行远程会诊指导。
王广发建议，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
“重症医学是抢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重症医学科的建设不能用投入和产出比去评估和衡量。”谈及重症医学未来的发展，杨晓静呼吁。
（责编：荆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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