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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的施与受,黄洁夫:中国理应成为器官移植的第一大国

2020-12-31 10:02:23来源:健康时报网|分享|扫描到手机
阅读提要:“我碰到过最剧烈的一次,是在2014年,一个14岁的孩子,已经是脑死亡,没有任何机会了,当时协调员就跟家属说,你们的家属已经脑死亡了,有没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家属一下子就围过来情绪激动地说:怎么就说没有救啦?我们还要尽力救呢!甚至怀疑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医务人员有不正当交易,最后报了警,事情最后以给家属反复解释并签了一份保证书收尾”, 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回忆,“每次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手心是真的会出冷汗,脸色会发白,毕竟生死对于人来讲,是头等大事。”

(健康时报记者 谭琪欣)如果不是放在病房门口的宣传册,肖云(化名)一家可能永远不会和器官捐献有关系。“医生宣布了爸爸脑死亡过后不久,我们就决定把他的眼角膜等器官捐献出来,当时就想让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再看看这个世界,再看看我和妈妈。”来自云南的肖云(化名)说。

“大口呼吸,痛快喝水,睡觉时随意翻身,这些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于很多器官衰竭患者来说,是最大的奢望。”张艺谋执导的微短片《“移”路同行》里的一句台词概括了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存之艰和他们对“生”的渴望。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洁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是目前唯一由国务院颁布法规进行管理的医疗技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二大国,但与国内患者的巨大需求相比仍然相距甚远,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理所当然要成为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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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接受健康时报专访。徐婷婷摄

“爸爸去世了,但生命在三名陌人身上得到了延续”

2020年12月,是肖云父亲离开了一年的日子。

就在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肖云的爸爸,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虽然第一时间送到当地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及头部,肖云爸爸伤势严重,最终住进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轮流守护的家人,盼着奇迹发生,可是最终等来的是“脑死亡”的结果。

在病房外,肖云偶然看见了摆在架子上的红十字会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但当时肖云和妈妈总还觉得人还可以挽救过来,所以谁都没动捐献器官的念头,直到医生最终宣布了脑死亡,她才想起来宣传册上的内容。

“我刚跟妈妈商量器官移植的时候,她一直哭,跟我说了很多,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跟医生联系,将爸爸的器官捐献出去,她的原话是说‘能帮到别人就帮吧’,”肖云回忆。

随后,医院联系了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协助肖云办理器官捐献的相关手续。肖云告诉记者,如果说至今还有一点能令她在难过的时候略有慰藉的,那就是爸爸的生命,已经在三名陌生人身上得到了延续。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慢慢地改变观念,但是以前老人家应该很难同意捐赠(器官)”,肖云说。“我碰到过最剧烈的一次,是在2014年,一个14岁的孩子,已经是脑死亡了,没有任何机会了,当时协调员就跟家属说,你们的家属已经脑死亡了,有没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家属一下子就围过来情绪激动地说:怎么就说没有救啦?我们还要尽力救呢!甚至怀疑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医务人员有不正当交易,最后报了警,事情最后以给家属反复解释并签了一份保证书收尾”, 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回忆。

陈小松提到,“每次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手心是真的会出冷汗,脸色会发白,毕竟生死对于人来讲,是头等大事。”

“至今都不清楚肾脏由谁捐献,但心里一直非常感激”

吴浩(化名)今年30岁了,一年前,他在广西一家医院完成了肾移植,来自同一个捐献者的两个肾,使他逐渐摆脱了病痛折磨,开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这一度是他在确诊肾脏小血管炎之后想都不敢想的事。

“确诊了之后,病情持续加重,腿肿到走不了路,工作辞了,医生就建议我先积极治疗,但同时要做好肾移植的准备,” 于是,吴浩转院到一家有肾移植资质的医院,开始排队等待肾移植。自此,吴浩开始忍受无尽的肾透析和漫长的等待双重煎熬,“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一旦离开医院就活不了了,在医院里等着也觉得活不下去,因为匹配到合适的肾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2019年9月,吴浩的主治医生给他打电话,告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资源库里有一个捐献者跟他配型成功,问他愿不愿意接受肾移植。

吴浩至今仍然清楚记得,他于9月8日清晨进入手术室,恍惚6个小时过去,再睁开眼时已是中午,光从病房的窗帘背后透过来,“像梦一样”,半个月之后,吴浩顺利出院。

吴浩告诉记者,他很遗憾至今都不清楚那对重新给予他生命的肾脏具体来源于哪位捐献者, “但心里一直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2019年,中国共完成5818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近2万例,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4.16,是2015年的2倍多。

黄洁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人体器官来源于基本取决于司法途径,直到2015年1月1日,公民自愿捐献自此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也是在这一年,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数据,器官捐献与移植达到2766例,超过以往历年捐献例数的总和。

在黄洁夫眼里,“器官捐献的春天到了”。

“中国理应成为器官移植的第一大国”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第二大国,但与国内患者的巨大需求相比仍然相距甚远,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理所当然还要成为人体器官移植的第一大国。”黄洁夫告诉记者。

在黄洁夫眼里,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传统文化的桎梏,而是相关的配套体系。

经过多年探索,现在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已经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五大部分: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

黄洁夫认为,要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不断完善,一是要培养一大批有资质的心肝肺肾移植临床医生和合格的器官捐献移植协调员,二则是要积极探索技术上的创新,走出中国道路,并且将中国经验推向世界,“参考中医在治疗新冠肺炎临床应用中的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也是器官移植临床应用方面一条很好的路子,中医可以在术前准备和术后免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黄洁夫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现在的大病救助,有20多种病已经全部覆盖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其实器官移植是最应该覆盖的一方面,因为它是生和死,做了移植手术,病人就是生,不做就是死。”黄洁夫说。

虽然肾脏不移植未必便会迅速失去生命,但是,“肾脏做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相当痛苦的,一年还要花十万左右,如果做肾移植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同时肾移植也就20多万元。”黄洁夫说,所以,这是大病医保应该覆盖的。

“一旦实现,普通老百姓就能够享受器官移植服务了,那些付不起高额移植费的担忧也将成为历史。”黄洁夫说。

(责任编辑: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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