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李超然)“一号难求。”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肖劲松教授用四个字对健康时报记者概括了近一个月以来的门诊情况。
5月1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冠肺炎康复者心理康复门诊正式开诊。作为湖北省首个与抗疫有关的心理门诊，受到了患者的高度关注，肖劲松教授表示，这样的就诊量只是“冰山一角”，疫情给武汉人民带来的心理创伤，远不仅如此。
肖劲松在门诊 受访者供图
约5%武汉人需要看心理医生，但主动就诊的并不多
不久前，肖劲松教授接诊了一位老太太，她是被儿子“哄骗”着来看门诊的。
通过交谈，肖劲松教授了解到，此前，老太太一家三口全部感染了新冠病毒，儿子是轻症，她和丈夫都是重症，然而她的丈夫却没能扛过去，最终去世。
丈夫去世以后，老太太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畏畏缩缩，害怕出门，害怕做检查，害怕接电话，整天在家里忧心忡忡，总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其他病，然而当儿子询问她是否心理上出了问题，老太太又矢口否认。
因此，老人的儿子瞒着她，把她带到了肖劲松的心理康复门诊来。当时，肖劲松并不知道老人的儿子对母亲隐瞒了看心理门诊的事实，跟老人交流时直白地表示自己是负责做心理诊疗的，并建议她做一下心理测试。”老太太表面上积极配合，结果却在做完心理测试后，寻了个借口说去厕所，就离开了医院。
随后，肖劲松拿到了老人的心理测试结果，发现她有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混合性发作，需要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双管齐下。然而此时老太太已经跑没影了，肖劲松只好跟老人的儿子继续交流，让他去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老人最终听从了儿子的建议，回到医院接受治疗，在医学手段的干预下，她的睡眠和精神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心理创伤要主动干预，而且要做到社区去，因为好多有心理创伤的患者并没有主动到医院来，而且大都是老人，不一定像这位患者一样身边恰好有个上心的孩子。”肖劲松教授感慨到，大部分心理创伤或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可以自愈的，但也有5%左右的人面临着比较严重、难以自愈的心理创伤，武汉有1100万人口，那就至少有五十万人，门诊的这点接待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肖劲松教授是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第一个走进隔离病区的心理专家，在武汉封城那天，他还组织开设了两条心理热线，一条针对全国公众，一条针对一线医护人员。现在，他开设了门诊，还要把心理干预的触手伸到武汉的各个社区去。
“开设门诊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要更多地进入社区，医院已经跟武昌区也形成了合作，计划在6月份，让志愿者到社区去帮助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做好居民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启动了武汉开发区的社区工作者培训，让专业或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去发现问题。”肖劲松表示。
家庭关系恶化也是心理创伤的表现之一
某天，肖劲松的心理康复门诊迎来了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二人互相指责，称觉得对方心理有问题，日子过不下去了，打算离婚。
肖劲松让这对夫妻坐下来好好叙述一下为何要离婚。他们表示，疫情期间夫妻二人双双失业，但是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就只能从以前的积蓄中拿出一些应急，房贷压力大，他们的日子过得也拮据，小两口天天为花钱的事争论不休，吵得久了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颇有戏剧性的是，去民政局前，两人在一次争吵中互相觉得对方有心理问题，便赶在预约离婚前约上了肖劲松的心理咨询门诊。
肖劲松为夫妻俩做了心理测试，发现他们并无心理疾病，只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问题产生了应激反应。肖劲松不劝和也不劝离，而是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给这对年轻夫妻做了一个分析：你们的行为和想法有差异，但最终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好，不是吗?
“每个人的情绪背后都有一些动机和动力，只要让双方了解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家庭，虽然策略不一样，还有争斗，但都是对家庭的向心力。”肖劲松教授解释，“你们的矛盾来自疫情期间的停工和带来的经济压力，目前逐渐复工复产，收入回归正轨，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说完这些，肖劲松问这对夫妻：“你们还打算离婚吗?”
醒悟过来的夫妻二人连连表示：我们不离了！
“在治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家庭支持系统建立得比较好的，患者的心理问题康复得也比较快，家庭支持系统建立得差的，患者的心理康复就比较慢。”肖劲松强调，对患者的心理疗愈来说，一个健全的家庭比一个权威的咨询师还要重要。家人要多多关心关爱患者，不要把治病当成患者一个人的事情。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会的“心病”
家庭支持、社会支持，这是肖劲松教授反复提及的概念。
“过去在一线，我接触到了许多医护人员，他们的家人都被感染了，感染的源头很可能就在医院工作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医生，父母在感染病毒后在一个晚上相继去世，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极大的愧疚感和负罪感。”肖劲松回忆，他进入隔离病房的第一个病人，就认为是自己把家里6口人都感染，认为自己是全家的罪人，这样的自责心态一直萦绕着患者。
肖劲松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做心理辅导工作
为了解开这位患者的心结，肖劲松一方面帮助他协调家里的重症病人尽快入院治疗，另一方面也对这位患者开展了心理疏导。
“我告诉他，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你不是家庭的罪人，你也是受害者。但他还是会有这样的自责心情，所以我一直强调，家庭功能的恢复对缓解患者的自责心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肖劲松表示，对于那些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亲人患病、去世而对产生愧疚和自责的人，除了专业医生的心理干预，社区以及亲朋好友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我一直在呼吁社区、亲朋能够形成一个扩大的家庭支持系统。疫情爆发后，很多武汉家庭已经不能称其为‘家庭’了，因为每个成员都隔离在不同的地方，交流的方式就是电话或手机视频，一旦有人病情加重，那么每个人都像在一个漩涡里不断向下沉沦，没有人能往上拉，所以说家庭支持系统必须扩大，扩大到亲友、社区，在沉沦的时候互相拉一把。”肖劲松表示。
要让这座城市从疫情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还需要社会的支持。
“希望全国人民不要因为这场疫情而改变对武汉、对湖北的看法，这所城市还是你们原本认知里的样子，经历了疫情的洗礼，武汉人民的卫生习惯、个人素质还有了更高的提升。”肖劲松指出，从2003年“非典”之后，他就开始关注到重大疫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也参与了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救治工作，在他看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范围比汶川地震还要更广，有哪些人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专家们是无法做到一一摸排掌握的。
“虽然我有丰富的灾后心理救援工作经验，但是面对这次新冠疫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也是毫无经验，一直在摸索。”肖劲松教授感慨，他和团队也一直在探索各种心理疗法，争取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案，但更重要的是呼吁社会对武汉和湖北多一分理解，为这座城市的心理康复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未来六个月，是心理咨询师的主战场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特点呈现延迟性和持续性，从应激事件发生到出现症状大概分为三个时期：警戒期、抵抗期和衰减期。现在已经有部分患者陆陆续续进入了衰减期，有新的问题出现时，人可能就会被类似的情形击倒。”肖劲松解释，一般而言，灾难等强刺激结束后的半年内，创伤后应激障碍处于急性期，如能顺利纾解，可将心理伤害降至最低。而一旦拖过半年，就易进入难以根治的慢性期，轻则需要1年才能缓解，重则3~5年甚至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帮助患者摆脱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的发作具有隐秘性，患者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情绪改变，甚至医务工作者都难以自我察觉”，肖劲松指出，受到心理创伤的人主要表现为人生观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变化，表面上还可以正常与人沟通交流，但实际上他看问题的态度已经改变，过去看待事物比较积极的，现在变得消极，过去对生活比较上心，而现在对生活不太上心；过去对很多事情感兴趣，而现在不感兴趣，并且还认为这种不感兴趣才是常态，以前感兴趣的状态是“发了疯的”，有时，患者还会隐藏自己的想法。
“如果说过去几个月是呼吸科、重症科和感染科医生的抗疫主战场，那未来半年内，心理咨询师将会成为战场的主力军。”肖劲松呼吁，2月到9月，是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的关键期，对于经历了疫情考验的人，如果感觉到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或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有了变化，他想要提个醒：“你对于生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是不是可能与疫情的心理创伤有关?希望出现类似情况的人尽快到我们心理咨询室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心理状况，尽早治疗。”
“及时向他人求助，是一种美德。”肖劲松总结。
（运营：韦川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