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健康时报记者 石梦竹 徐诗瑜)原本正常的手术，一旦和艾滋病产生关联，手术便会出现波折：接诊医生的担心，导致病人的碰壁。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国报告的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例，这个庞大群体所面临的手术问题，让医生和患者，游走在刀锋两端。面对艾滋病患者，不少医生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我们愿意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冯秀岭：20年为超3500例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第一次吃艾滋病毒阻断药的时候，冯秀岭拉肚子拉了28天。

作为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的医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没想到不留神被针扎破了手，造成了职业暴露。比起药物对身体的折磨，更难忍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有问题，没问题?”拿到检测结果前的每一天，冯秀岭都在不断猜测着答案，整个人瘦了一圈。所幸这次暴露的结果呈阴性，他安全了。

冯秀岭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作为国内较早为艾滋病合并外科疾病实施手术者之一，近20年里，他给超过3500例艾滋病患者做过手术，发生过4次职业暴露事件，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冯秀岭(右)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大学毕业后，冯秀岭就在河南省传染病医院工作，后来成为医院新组建的综合外科的一员。

“那时候我们综合外科主要的手术对象大部分是非感染患者。”冯秀岭说，在工作初期，他从未想过未来某一天自己会在手术台上和艾滋病人近距离接触。

第一次给艾滋病患者实施手术是在2002年。冯秀岭记得，一位输血感染HIV病毒的女士因直肠癌晚期，肚子胀得很大，急需进行乙状结肠造瘘手术来减轻痛苦。“在外科，这算不上很难的手术。”冯秀岭回忆，因为身患艾滋病，这名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收，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在2002年，国内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多，防护设备也不完善，医生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和普通大众一样没有那么深刻，依然处于“谈‘艾’色变”的状态。“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不愿意做这台手术”，冯秀岭坦言。但眼看着这位癌症晚期的患者那么痛苦，身为医生的使命感最后还是让他决定走进手术室。

穿上鞋套，戴上面屏和两层防护手套，放慢手术操作动作，小心血液喷溅，让助理把手术器械放到托盘里再给他……由于当时没有艾滋病毒的有效阻断药，手术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小心翼翼。终于手术结束了，患者得到有效救治，冯秀岭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又一人承担了这位患者术后换药的所有工作。

这次经历之后，冯秀岭成为了河南省第一位为艾滋病患者手术的医生。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患者慕名而来，甘肃、新疆、陕西、福建……他总要与携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打交道。头盔、胶鞋、双层手术衣 、双层手术套，已经成为他上“战场”必备的“铠甲”。除了手术，冯秀岭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前，通过讲解、科普让更多的人知道，河南有个医生可以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可怕。

“其实每一台手术，除了外科医生外，还包括有麻醉医生、护士等整个团队紧密合作。”冯秀岭介绍，作为普外科主任，这些年他一直在鼓励年轻的医护人员加入到为艾滋病人手术的行列中来。面对不断增多，长时间、高强度的手术，冯秀岭说：“病人把整个人交给你，你就要全心全意地对病人负责。”

随着认知加深，艾滋病方面的各种药物不断更新迭代，阻断药副作用越来越小，医疗防护装备也越来越成熟。“现在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冯秀岭对健康时报记者说，目前国内越来越多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都开始有能力为艾滋病患者进行外科手术，外地的患者越来越少，而这正是他乐于见到的。

冯秀岭表示，越来越多的科室和医生愿意接纳艾滋病患者，也就代表着这个社会也会对他们越来越包容。

“现在一些传染病医院的外科系统越来越完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多关注口腔科、耳鼻喉科等头颈方面的手术。”

我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朱志强：像对待普通患者一样对待艾滋病患者

作为北京地区艾滋病患者就医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北京佑安医院每年都会接诊大量艾滋病患者。在泌尿外科工作的朱志强医生每天也要接触许多艾滋病患者，并为他们实施手术。经历上千例艾滋病患者手术，职业暴露过三次。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他却总是轻描淡写，甚至主动请缨。

2019年，朱志强遇到了一位带着遗书来看病的艾滋病患者，他还记得，严重耽误的病情、盆腔内巨大的肿瘤、肠道膀胱瘘已经将这位患者折磨得骨瘦如柴，甚至已经将身后事都一一安排好，本人和家属几乎放弃了生的希望。

朱志强(左)和团队一起为艾滋病人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然而，经过详细的检查和评估，朱志强发现情况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如果肿瘤根治性切除了，同期施行膀胱部分切除和修补，再根据术后病理结果采取相应的辅助治疗，还有很大可能挽救的机会。

经过术前多次病情沟通，患者和家属逐渐感受到医生的专业和责任感，同意手术。而手术也不出意料地非常成功，疗效超乎预期。两年间，朱志强看着这位病人每次前来随访和后续治疗的气色越来越好，心里格外欣慰。

朱志强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多年与艾滋病患者相处的经验积累，让他的诊室里经常充满欢声笑语，气氛融洽，患者都非常愿意和他交流。此外，为了更好地为患者减轻痛苦，他有时还会邀请其他科室、医院的医生一起为艾滋病患者会诊、联合手术。

今年10月29日，朱志强刚刚完成这样一台手术。一位患下肢巨大脂肪肉瘤艾滋病患者由于疫情影响，病情延误近半年，情况不是很乐观，于是他立即请自己的好朋友、北大肿瘤医院的一位医生来帮忙会诊，在确认肿瘤可以切除且效果较满意后，又邀请这位医生来到佑安医院担任主刀，朱医生为助手，历时仅1小时，联合完美地完成了巨大肿瘤的切除手术。

“有些综合医院对待艾滋病患者，并不像传染病医院一样准备得那么完备，而一般来说，传染病医院又过于专业，有些手术需要更多领域的专家进行操作。”朱志强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也是艾滋病患者看病的一个困难之处，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采取联合会诊、手术等，对于患者来说是最佳的办法之一。

每天在医院里和艾滋病患者打交道，朱志强并不觉得害怕，有时候在门诊期间，不等他主动询问，病人会主动告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还会在手术前叮嘱他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经常令他十分感动。“其实他们和普通患者一样，这种信任是相互的”，朱志强认为，只要平等地去尊重每一位艾滋病患者，就会收获同等的信任和关心。

“在医院里像我们这样的医生，其实比普通医生多了一重治疗的意义。手术治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这也会让艾滋病患者从心里不再感受到歧视，又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朱志强说。

陶勇：他们是病人，不是罪人

“在医疗技术上，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尤其是艾滋病眼病的防治已经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是社会上仍普遍存在的‘恐艾症’。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告诉艾滋病患们，他们是病人，不是罪人。”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在从医的十余年里，接诊过几百例艾滋病患者。“我愿意为艾滋病人做手术”。在陶勇的人生信条里，不仅是一句口号、一纸宣言，更是他十年如一日践行的事情。

陶勇还记得，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访学时，曾经看到一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单上标注着HIV阳性，他小心地问Jonas教授会不会害怕为HIV阳性的病人做手术。教授告诉他，HIV病毒很脆弱，只要规范地操作，为HIV阳性的病人做手术不可怕。如今，当有人问起陶勇医生接诊艾滋病患者时，会不会担心感染的风险。他像当年的Jonas教授一样，温柔地解释：“HIV的病毒是非常容易死亡的，在空气干燥的地方，只需要17秒就灭活了，手术感染的风险很低。”

陶勇记得早年间接诊过一名电台主播。20多岁的小伙子，来门诊的时候戴着一顶硕大的帽子，帽子几乎可以遮住他的半张脸。在门诊室里，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本子，轻轻打开后，上面写着“HIV阳性”。这不是他求诊的第一家医院，在见到陶勇之前，他已经被委婉拒绝多次了。

陶勇医生。受访者供图

陶勇看见他摘下帽子之后的脸，眼睛又红又肿。艾滋病眼部疾病发生在免疫力低下的艾滋病患者中。如果是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患者的视网膜会出现明显的坏死、肿胀和出血。如果出现视神经病变，有些患者还可能失明。陶勇看向眼前的年轻人，告诉他：“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尽力把你治好的。”陶勇陪着他一直到角膜移植手术完成，一直到他重新回到电台，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

更多时候，艾滋病患者会觉得难以启齿。陶勇印象最深的病患，是一名刚刚在北京买房的销售人员。首付的钱是通过一笔笔订单攒下的，他的人生才刚刚展开，想要接父母到北京享福的话还没说出口，疾病先一步到来了。做眼底检查的时候，他的眼底病变像奶酪加番茄酱，随后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艾滋病。

“如果及早进行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筛查，艾滋病的眼病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陶勇医生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很多患者抱着侥幸的心理，反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在没有鸡尾酒疗法的年代，20%到40%的艾滋病人会发生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而通过规范治疗，产生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的比例已经降低到5%。

面对这个刚刚扎根在北京的年轻人，陶勇告诉他：“好好地接受治疗，不仅眼睛可以治好，通过鸡尾酒疗法，你的寿命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消除传染性。在告知对方的情况下，你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过你想要的生活。”这些话，对于这个万念俱灰的年轻人来说，像黑暗中的一点点微光，重新照亮了年轻人的生活。如今，这名患者已经治愈出院，他有了重新尽孝的机会，和父母一起在北京生活。

陶勇在网络上看到关于河南艾滋病村的新闻后，从河南的同行处了解到，在基层，很多村民由于艾滋病引起的眼部疾病，无法得到妥善的治疗。他申请了公益基金，主导了河南艾滋病村100名村医的培训。那不仅是他们第一次接受专业的眼科培训，对很多村医来说，也是他们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大医院里，他们看到了和他们平时使用的截然不同的专业医疗设备，学习到了眼底疾病的早期检查和基础治疗手段。

这些村医回到河南前，陶勇赠送给他们一些用于眼部检查的基础设备。他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开心，他们反复确认设备是免费的。那是再基础不过的眼部检查设备了。他们捧过设备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星星。

“帮助艾滋病患者，需要合力，需要呼吁，需要宣传。他们是病人，不是罪人。我想把这句话告诉所有人。”陶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