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李超然)今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在出诊时被患者砍伤，两个月过去了，陶勇怎么样了?
被行凶者连砍多刀，曾医治的小患者让他走出噩梦
从受伤至今已有两个多月，陶勇在微博上依然保持着活跃：有时会发表自己的生活随想，有时发一篇眼部健康科普文章，关注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最新进展，回应着网友对他的关心……仿佛他只是得了一场感冒，而不是那个被行凶者连砍多刀，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 1500 毫升的危重病人。
很多人被他的心智坚强所折服也好奇他是如何走出这段噩梦，陶勇在3月28日晚上的好大夫直播中，没有谈自己的心理变化，反而说起了两个患者的故事。
2002年，陶勇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读研究生，一对父子找上了他。
患者是个两岁的小男孩，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病情特别严重，一只眼球已经被肿瘤占据，只能摘除眼球，另一只眼睛肿瘤较小，需要通过激光、冷冻、放射敷贴、化疗等保守方法治疗。
这个孩子每2~3个月就要到北京做一次治疗，父子俩来自河南农村，在北京居无定所，只能住在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或火车站。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坚持给孩子治了10年，经历了化疗、手术……孩子的命保住了，但可惜，双眼最终都摘除了。
有一天，陶勇路过病房，听到病房里有个孩子嘲讽那个男孩：“你怎么连家都没有呀?怎么穿得这么不好呀?”
然而男孩不仅没有因为贫穷而自卑，反而自豪地回应：“我有爸爸啊，我爸爸在哪儿，我家就在哪儿。”
男孩说话时脸上洋溢的开心和幸福令陶勇至今难忘。之后多年里，陶勇与这对父子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孩子爸爸发给他的视频，永远充满了孩子的笑声。
即便生活窘迫，然而得知陶勇受伤的消息后，孩子父亲连忙在微信上给他转了1000元，被陶勇拒收。
另一个患者是个6岁小女孩，因白血病骨髓移植术后免疫力特别差，得了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双目失明。
在陶勇的记忆里，女孩非常勇敢、坚强，每次治疗都坚持不用全麻，只用少量麻醉剂。陶勇好奇问她：“孩子，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害怕打针呢?”
女孩回复：“我想把钱省下来，让家里过得更好。”
后来，视力有所恢复的小女孩参加了绘画比赛，她的参赛作品《我的世界》，画的正是她在医院里打针、输液的治疗经历，小女孩还灵活运用了多种色彩，她笔下的医院，不再是满目雪白色。
评委们被深深打动，这幅画最终获得了一等奖，女孩拿到了5000元奖金。
“一般来说，医院对孩子来说是灰暗的、不愿提及的地方，但小女孩却能勇敢面对医院，而且把它当成很幸福的过程。”陶勇说，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女孩从奖金中拿出了1000元捐给了上文提及的双眼摘除的孩子，因为她觉得那个孩子比她更困难。
“两个孩子得的都是慢性病，治疗后视力也不好，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活得开心，面对病痛折磨、经济情况不好，他们用坚强不停调整心情，用开放、乐观的心态生活。”陶勇感慨，患者是他的最好的老师，正是因为有很多像这样坚强的患者，让他在遭遇到巨大痛苦时，也能从阴影中迅速走出来。
“希望一而再伤医事件到我这里可以画上句号”
“医学工作对我来说是幸福的事情。”陶勇说，在他离开ICU转入普通病房的那天，在走廊里看到了满地的鲜花，他问护士都是谁送的，护士说不知道，很多花上没有名字和标签。
那一刻，陶勇不免热泪盈眶：“这些年的辛苦，在看到满地鲜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
陶勇受伤后，有许多热心的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向他分享了不少康复经验或推荐了各类辅助治疗手段，然而都被陶勇一一婉言谢绝。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实意来帮助我的，我也相信他们的经验是很独到的，我之所以拒绝这些建议，是不想给我的主治医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陈主任和栗主任造成负担。”陶勇举了个例子，治病好比开车，6个有经验的司机坐在车上各自发表意见，最终还是不如一个司机开得利索。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同样是医生的陶勇选择完全信任自己的主治医生。“只有将100%信任交托给别人，别人才有可能跟你一起共赴难关。战胜疾病，需要医生和患者成为坚固的盟友。”陶勇说，现在医患间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互相不信任。患者会怀疑医生是不是用心治疗，医生总会想患者是不是在监听我，万一治疗效果不理想就要告我。而彼此不信任是造成疾病治疗效果差的最大障碍。
在这次事件里，陶勇伤的最为严重的是左手，对一位眼科医生来说，眼科手术对精确度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对于自己的手是否能恢复到可以做手术的程度，陶勇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而且也不会去问主治医生。“我也是大夫，成为患者之后，我不会问医生这种很为难的问题，就好比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问老师这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无形中就会给老师莫名的压力。”陶勇说，所以他真正需要问的，是怎么配合医生做好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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