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增加有关产业和领域投资，加快发展，提振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1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在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上指出。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就是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生物医药的创新与人民群众健康息息相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的需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就是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近十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以来我国批准上市新药510个品种。目前在研的生物医药管线占全球35%。通过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和按新标准批准上市的仿制药8400多个品规。近三年，有11个新药在美国批准上市，跨国公司购买国内创新药企业的研发项目每年30多起，仅去年12月份以来就有12起。百利天恒与施贵宝达成协议的一个项目交易金额高达84亿美元。
目前生物医药产业正遭遇资本“寒冬”。据医药魔方数据，中国创新药一级市场融资金额2020年为869亿元、2021年为877亿元，2022年下降到433亿元，比上年下降50%；2023年降为309亿元，比上年又下降29%；两年累计下降65%。生物医药板块股价大幅度下跌，二级市场融资面临严重困难。
毕井泉指出，生物医药融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很多生物医药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生物医药创新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漫长过程，如果不能融入新的资金支撑实验室研究、动物试验、人体一二三期临床试验，生物医药的创新可能戛然而止。
为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帮助企业度过资本寒冬，提升企业市场信心，毕井泉建议，应当研究改革创新药价格形成机制。创新药定价，涉及鼓励创新、专利市场独占、投资人回报、医保资金支付、患者可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生产是消费的前提。鼓励创新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中提出，依照有关规定允许生物医药新产品参照国际同类药品定价。这是一个让业界充满希望、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我们应当研究取消创新药进入医院的各种限制，取消医院药事委员会批准采购新药的规定，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推进医药分开，鼓励医生走出医院开办诊所，鼓励全科医生到社区和农村执业。我们应当研究支持符合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的创新药企业上市，鼓励龙头企业增资扩股，开展企业并购，恢复二级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生物医药母基金，支持生物医药早期投资。我们应当研究把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移除，允许临床数据的跨境流动，促进生物医药国际合作，开辟生命科学新赛道。
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尤其需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按照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对涉及生物医药的研发、注册、生产、使用和支付各个环节进行“取向一致性”评估，及时调整取向不一致的政策，确保同向发力、全链条支持，帮助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资本寒冬中走出来，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
医生护士比例提高到1:4，医疗领域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
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与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比较突出，根源在于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低，制约了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
毕井泉举例说，住院普通病房普遍是4人间、6人间，甚至8人间，加上陪护的护工，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患者很难得到很好的休息。现在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已达30多平方米，人们愿意多支付一些费用改善住院条件。如果把医疗机构的部分病房改造为2人间或3人间，把一些城市里的烂尾楼改造为医院的住院部，并相应提高住院费标准，既可增加建筑业的需求，扩大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又可以改善患者住院环境，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再如，我国医生与护士的比例为1:1，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3，住院患者不得不每天花费200~300元请护工。如果把护理费标准提高到护工的水平，使护理费能够覆盖护士工资性支出，就可以大量增加护士就业。如把医生护士比例提高到1:4，可以减少很多患者家属陪护的劳动损失，医疗领域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
建议把征收工资6%的职工医疗保险金(统筹部分)改为医疗保险税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均寿命增加，老年人养老服务问题愈加突出。老年人养老的核心问题是医疗和失能照护。
毕井泉建议，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对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生活需求、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老年人患病是大概率事件，对这种必然性的问题应当研究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解决老年人医疗和失能护理问题。建议把征收工资6%的职工医疗保险金(统筹部分)改为医疗保险税，专项用于65岁以上老人的基本医疗和照护服务，委托社保机构经办。同时，鼓励保险公司推出老年人补充商业保险，解决看专家、吃好药、住单间等多层次医疗需求。这将极大地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并释放攒钱养老工作人群的消费需求。
农民工享受当地均等化公共服务尚没有真正落实，扎实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解决农民工住房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我国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近3亿人，已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农民工享受当地均等化公共服务尚没有真正落实。根源在于住房问题没有解决，配偶孩子无法进城”。毕井泉说。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是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毕井泉认为，
有了住房，就可以把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接入城市一起生活，实现家庭团聚，子女就可接受城市的中小学教育，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实现污水全部处理达标排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97%，建制镇76%，农村只有37%。污水处理率低，主要原因是污水管道缺乏，污水收集不起来。我国污水管道长度37万公里，雨污合流管道10万公里，合计47万公里，只相当于供水管网长度110万公里的43%。
“排水管网也不能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很多城市都存在暴雨内涝的问题。”毕井泉指出，地下管网还涉及电力、热力、燃气、电信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道路反复开挖，造成极大浪费。据北京市测算，如以百年计算，统一建设地下管廊比分头建设维护节约成本60%。
地下管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决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就是在相关产品和服务上加收专项建设基金。如电力加价专项用于电力建设，铁路加价专项用于铁路建设，加收电话初装费，收取民航机场建设费，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等。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我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现在有条件对进入地下管网的公共服务通过加价方式筹措资金专项用于地下管网建设。毕井泉算了一笔账，初步匡算，如果把入网的电力、供水、供热、供气、电信平均加价10%，每年可以筹措6000亿元。加上市场融资，每年可用于地下管网建设资金3万亿元。这既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从源头上解决水体污染问题；又可以拉动钢材、水泥需求，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今年可以先在发行超长期国债中划出一部分，专项用于地下管网建设。
“上述五大领域，都是与健康中国建设有关的产业，都是有需求无供给或供给严重不足的领域。只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认真设计方案，精心组织实施，一定能收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效”。毕井泉说。
（运营：荆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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