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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映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有真实的癌症阴影

2020-12-19 11:14:01来源:健康时报网|分享|扫描到手机
阅读提要:当车开到家附近时,远远看见家里灯火通明,“在农村,只有家里出了大事才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我心里咯噔一下。当车停在家门口时,我一眼就看见了屋里的灵堂,瞬间我就愣住了,眼泪涌了上来。” 张希(化名)说。

(健康时报记者 邱越)“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自己难,身边的人更难。”这是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即将上映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预告片里的一句台词,也是影片中众多的“泪点”之一。

这部聚焦癌症家庭的电影,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癌症患者。

六年前,胶质瘤夺去了樊小兰(化名)年仅58的生命,时至今日说到妈妈的离开,张希(化名)仍然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思念和悲伤是没有尽头的,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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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癌症患者。金鹏 摄

几个月,从全能妈妈到生活不能自理

“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想看你们这样。” 这是《送你一朵小红花》预告片里的一段对白。不愿拖累家人可能是所有癌症患者最大的痛。

就像影片中一样,张希生活在辽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爸爸在外做点小生意,妈妈留守老家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

2012年年底,樊小兰开始出现偏头疼的情况。早有吃止痛药习惯的樊小兰随便吃了几片止痛药就把偏头痛给压了下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樊小兰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到2013年下半年,她开始出现恶心、呕吐、抽搐、右手不灵活等症状,口齿也变得不清楚,这时樊小兰才决定去医院检查。

河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明介绍,胶质瘤是脑内恶性肿瘤的统称,其分类复杂,症状根据肿瘤长的部位有较大的差别,常见的症状主要有头晕、头疼,若长在运动区早期可能表现为癫痫发作、身体活动障碍等症状,若长在大脑左侧则可能出现说话不流利、听不明白话等情况。总得来说,胶质瘤患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主要取决于肿瘤长的部位和恶性程度。

“当时我爸还以为是脑血栓之类的病,根本没想到会是癌症。”张希说,据后来爸爸告诉她,当时在市人民医院检查的结果就不太好,但是爸爸不肯接受,也不敢告诉张希。

此后,樊小兰和丈夫一起跑遍了沈阳和北京的各大三甲医院,一次次检查、一次次确诊、一次次失望,“我爸之后告诉我,其实当时他心里都绝望了,但是就希望有一位医生可以拿着片子告诉他,之前的诊断都是误诊,这不是什么大病。”

但诊断结果一次次打击着这个小小的家——脑胶质瘤、恶性、建议保守治疗。

“医生说,我妈这种情况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能是短暂地延长寿命,而且手术风险比较大。”张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虽然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张希的爸爸仍然坚持要给樊小兰手术,“能多活一天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她,哪怕倾家荡产,这个家不能没有她。”

这一切都在张希的不知情中进行着,事后张希才知道,确诊之后的几个月里,樊小兰的病情恶化迅速,到年底的时候,樊小兰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右手筷子都拿不住,上厕所也需要人帮忙,而且说不了一句整话。

“医生说,由于有长期吃止痛药的习惯,我妈对疼痛可能不如常人那么敏感。对她而言,‘失能’对她的打击更大,这让她觉得自己很无能,甚至是家庭的拖累。”张希说。

“妈妈生病去世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走在无尽黑暗的走廊里”

2014年元旦,张希照例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在她印象中从未离开过家的妈妈那天居然不在家,而家里却被收拾地一尘不染,所有的衣服、鞋显然都全部洗过、晒过,摆放得整整齐齐。

张希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多想。而这一天距离樊小兰上手术台只有4天的时间。

“我当时还有点生气。后来才知道,那会儿他们正在沈阳的医院里,第二天我妈就要手术了。我妈很想跟我说话却说不出来,又怕我发现他们瞒着我,急得在旁边啪嗒啪嗒地掉眼泪。” 张希说,“在我妈看来,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能跟女儿对话的机会了。”

所幸,手术成功了,樊小兰成功回家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张希才知晓了妈妈生病的真相。

据张希介绍,樊小兰之前是一个从没有过愿望的人,而在那段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小愿望:“我想送你上大学”“我想出去旅游”“我想见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樊小兰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生病之前我妈总说,如果得了绝症一定不要浪费家里的钱给她治病,但那段时间,她不仅按时按点吃药,还接受我爸花钱给她找的各种偏方。那时我妈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熬到我上大学。”

但天不遂人愿,2014年4月,樊小兰的病情直转急下,需完全卧床,吃饭、排便都需要人帮忙。4月27日,樊小兰走了,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天的情形。”据张希描述,4月27日晚上,她跟往常一样在教室晚自习,突然有一位陌生的同学到教室来通知她去政教处,一位平常十分严厉的老师一反常态地轻轻摸了摸张希的头,轻轻的说,“回家去吧,你家里人来接你了。”

“那天学校很安静,走廊上的声控灯人走到哪亮到哪,我的眼前和身后都是一片漆黑。我妈走之后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我走在这黑暗的走廊里,走不到尽头。”张希说。

当车开到家附近时,她远远看见家里灯火通明,“在农村,只有家里出了大事才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我心里咯噔一下。当车停在家门口时,我一眼就看见了屋里的灵堂,瞬间我就愣住了,眼泪涌了上来。”

这时,张希爸爸缓缓从屋里走出来,抱住了张希。“这是我印象中,我爸第一次抱我。他跟我说,‘十几亿人,这一个雨点就落在咱们爷俩头上了。’我能明确地感觉到他的眼泪流进了我的头发里。”张希说,“从来没没觉得四、五月份的东北那么冷。”

赵明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由于大脑特殊的结构导致了脑肿瘤的预后效果不理想,手术切除有局限性,如果肿瘤长在脑子靠中间的部位,比如丘脑、脑干或小脑后窝等位置,预后效果就相对比较差。此外,如果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或对药物或放疗的敏感性都比较差,预后效果也会比较差。樊小兰的情况属于高级别的恶性胶质瘤,而且她发现得比较晚,肿瘤侵犯的范围比较大。这种患者生存期较短,治疗效果也不理想,5年生存期不超过10%,属于难治性肿瘤之一。“高度恶性的胶质瘤,很短时间内就会要命了。”

“几十万积蓄,仿佛一夜耗尽”

跟其他农村家庭一年几千块的收入相比,张希的家底算比较殷实,但一场疾病袭来,张希父母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十万积蓄仿佛一夜耗尽,还欠了几万元的外债。检查、手术、后续休养,甚至还花重金找一些所谓的“偏方”。

用张希的话说,到后来,所有人心里都知道再花钱也治不好病,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放弃,“那一刻,花钱就是给病人买一份活下去的希望,同时给家人买一份心理安慰。”

樊小兰去世后一年,张希爸爸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爸被我妈照顾了一辈子,身边没人他都活不下去。”张希说,“当时我虽然不理解,但这是我妈生前交代我的,让我要理解我爸,支持他向前走一步。我妈交给我的任务我做到了。”说这话的张希异常平静。

现在,张希老家的房子已经空置,爸爸再婚后搬了新家,她自己去沈阳读大学后,就留在沈阳工作了。张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妈妈去世多年来,她都没有跟爸爸再提起过妈妈,一是原本跟爸爸交流就不多,二是谁也不想去对方的伤口。

在张希印象里,六年来,她只有两次崩溃。一次是在公交车上,旁边坐着一位和她妈妈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带着小孙子,突然张希的眼泪就决堤了,“我妈妈生前就希望看见我结婚生子,我也想让我妈带着我的孩子坐公交。”

另一次是一年中秋节,张希在路边给妈妈烧纸。那天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她没有打伞。“这时,一位同时在不远处烧纸的阿姨走了过来,用伞给我挡着雨。她问我,‘你这么年轻,给谁烧纸呀?’我说,‘给我妈烧’。那位阿姨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哽咽地挤出三个字‘我也是’。然后我俩就抱头痛哭。那是我妈走后,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那一天我们俩谁都不是,就是两个失去了妈妈的女儿。”

现在的张希一个人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一个吃饭、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哭、一个人笑。就像电影预告片里,易烊千玺扮演的韦一航说的那样:“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我怕我刚把真心掏出来,我就死了。”

“这可能癌症患者家属特有的后遗症吧,特别怕死,怕自己死了把悲伤留给爱自己的人。”张希说。

张希的老家有一个习俗,一个人故去了就要将他所有的东西都烧给他,一件都不留。以至于如今张希都拿不出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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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张希希望自己能带着对妈妈的思念,快乐地生活。受访者提供

赵明提醒,即使对胶质瘤这种难治性肿瘤,早期治疗、早期阻断仍然是最有效的干预办法,一旦出现症状就要及早就医,切勿有侥幸心理。

记者采访张希的当天,正好是她24岁的生日,张希说:从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一切,我觉得快乐不一定能感染人,但悲伤可以。不用再拉一个挤进来。我也希望今天是一个节点,让我和悲痛和解。

(运营:韦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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