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梁缘 乔靖芳) 1月9日，新冠肺炎出现首个死亡病例；2月16日，全国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在专家呼吁下，终于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完成。
SARS疫情时期，国内出现死亡病例十几天后，就开始进行病理解剖，而新冠肺炎从1月9日出现首个死亡病例，到2月14日死亡病例逾千，其间，“一例病理解剖都没有。”
相比SARS，为何新冠首例尸体解剖来得这么迟?解剖室的短缺或许是其掣肘的一个原因。
38天后迟来的“首例解剖”
2月16日凌晨3点50分，全国首例冠病毒肺炎患者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及其团队完成，此时，距离1月9日出现首个死亡病例，已经过去了38天。
2月18日下午，在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对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患者的尸体解剖很重要。17年前对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说明了肺是怎样病变的，也显示了除肺部以外，病毒对全身脏器的影响情况。
2020年2月25日，健康时报03版原创报道《迟来的首例解剖 解剖室短缺困境调查》
既然病理解剖这么重要，为什么一个多月后才开展?
事实上，早在1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病理研究所所长卞修武就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了《关于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尸检工作的建议》。然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相关规定，国内尚无能够达到P3标准的传染病解剖室，新冠肺炎患者尸体解剖工作因此未能开展。
此前，刘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开展病理解剖的“场地问题”：国内能达到传染病解剖标准的解剖室很少，因此才考虑在医院手术室就地开展病理解剖。
“针对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解剖需要在达到P3级生物实验室标准的病理解剖室中开展，目前国内很少有达到这一生物安全级别的病理解剖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卢德宏教授介绍，国际上根据生物安全的防护等级将生物实验室分为四级(一般称为P1，P2，P3和P4实验室。P是Protection的缩写)。1级的防护级别最低，4级最高。
像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主要通过呼吸道途径传染的，严重的甚至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的尸体解剖需要在具有P3实验室条件的病理解剖室中进行。
2003年抗击SARS时期，原北京市卫生局较早就提出要开展SARS死亡患者的病理解剖。但由于北京市当时没有能满足烈性呼吸系统传染病尸体解剖的病理解剖室，最终决定在北京地坛医院临时修建一座具备P3级生物防护水平病理解剖室，以便对SARS患者死亡病例做病理研究之用。然而，随着SARS疫情的平息和地坛医院的搬迁，该解剖室早已停用。
解剖室一院难求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病理解剖的病例越来越少。不少医院原有的病理解剖室都逐渐荒废或改做他用了”。卢德宏无不担忧地说，现在不仅针对甲类传染病的解剖室少，而且普通的病理解剖室都几乎没有了。
目前，临床病理尸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存在医疗纠纷或法律问题的死亡病例，需明确死因，和根据病理发现来明确患者生前治疗有无医疗差错等问题的尸检；另一种是以明确死亡患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死亡原因为目的，在本人生前签署遗体捐赠同意书或死后取得家属同意，以医学研究为目的的尸检，这种尸检病例的分析对医学生的成长、病理住院医生的培养非常重要。
“国内30年以来，基本上除了有特殊医疗纠纷的解剖，其他的基本不做。在这10多年里，我做的解剖一年可能也就一例，而且约一半是外国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病理科主任笪冀平看来，国家之所以没有足够的解剖室，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解剖本身就少，二是老百姓认知心理层面不接受“尸检”， 认为“不尊重”“不吉利”。
卢德宏认为运营成本投入大，平时利用率不高是P3级病理解剖室短缺的原因。而社会上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也是病理解剖数量的减少，病理解剖室逐渐废用的原因所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临床医生因怕医患纠纷不愿意动员逝者做尸检。多数病人家属也不愿意解剖逝者尸体。同时病理解剖要做很多工作，也涉及费用谁来承担的问题。”
不做解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临床诊断结果很难得到验证。“如果不解剖，有些病人的临床诊断，特别是一些内科疾病诊断是不是非常确切，那就很难说了。”卢德宏说。
德国学者Kirsch和Schafii于1959年~1989年每隔10年随机选取100个病例，将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进行比较，结果让人意外：30年间，虽然检查手段不断翻新，但临床误诊、漏诊率反而有所上升。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误诊率分别为7%、12%、12%、11%。
美国一医学研究中心1986～1995年间长达10年间的报告通过对1105例尸体检查发现：44%患有致死性癌症的病人生前被漏诊或误诊。
“生前诊断和病理解剖之间是有差距的。”笪冀平认为，对死者尸体进行病理解剖，能对疾病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为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有力支持，甚至纠正可能错误的诊疗方案。
呼吁重视病理解剖
“至少一个省要有一间生物安全保护Ⅲ级(BSL -3)尸体解剖实验室。”针对我国缺少针对甲类传染病解剖室的现状，2003年完成世界首例SARS患者尸体解剖的病理学专家、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丁彦青呼吁，全国需加快建设一批符合传染病标准的尸检室。
然而，面对“后疫情时代”传染病尸体解剖室的拆和留，一切还是未知数。
“03年地坛医院SARS尸检实验室建成时，SARS已经接近尾声，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例尸体解剖，建成后也很少投入使用，后期的运维还需要很大成本，拆掉是可以理解的。”卢德宏说。
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哲看来，针对突发疫情，集装箱式的移动负压尸检实验室或许可以解决“后疫情时代”传染病尸检实验室的运营成本问题。“移动尸检室拉到哪里都可以，只要在适当的条件下，依法合规进行就可以。”
相比P3实验室借疫情之势“回归”，普通解剖室想要重新回到主流视野，靠的就不仅仅是一次呼吁。
“不做解剖，损失的是临床医学本身。”卢德宏感慨道，现在有些年轻医生觉得病理解剖又脏又累，不爱做。但如果再不做，过若干年，不仅病理解剖室没了，解剖器械没了，可能连会做病理解剖的医生都没了。“病理解剖是病理科常规工作之一，要让病理解剖回归病理本身。”
怎么回归?笪冀平认为在医院设置上必须有硬性规定：其一，三级医院及以上在设置上应设有尸检室，“哪怕只有20%的医学价值，也对临床诊疗有意义”；其二，保证病理医生的解剖实训，不仅要看，更要动手操作。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病患尸体可以做病理解剖。前提要通过家属同意，解剖之后，要做好环境的防护、个人的防护。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对尸检的偏见根深蒂固，劝说很困难，愿意签署的同意书的死者家属特别少。”王哲认为，解决病理尸检难推广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教育普及，医学人文教育不仅要在医学生心中植根，也要向普通公众渗透。
参考文献：
①邵宏权, 宫恩聪, 顾江, et al. 生物安全保护Ⅲ级SARS尸体解剖实验室的建立和使用[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4(4):1-5.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