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同济医院 童萱)防护装备和厚重的铅衣，汗水蒸汽很快模糊了防护眼罩，只留最中间一点点可视的区域，让导管室的医生们全部变成“高度近视”，所有的医疗器械全部需要近距离仔细核实大小尺寸及匹配数据，读报、确认、复核、操作……大年初一凌晨00：20，按照预想的路线，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急性心梗的鲁先生(化名)被推进了武汉同济医院导管室。新冠肺炎患者的急性心梗手术变得异常困难。
医护人员在给患者做治疗
汪道文教授：在生命面前，医生不能说拒绝
大年三十的晚上11时30分，武汉市因疫情封城的第一天，一辆救护车上躺着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被紧急送到了武汉同济医院。
鲁先生今年45岁，湖北仙桃人，因急性胸痛，心衰严重，当地诊断急性心肌梗死，无法手术，被紧急送到武汉。在武汉的一家医院里，因为鲁先生自述干咳两天，并无发热，紧急CT检查发现，鲁先生有严重的肺水肿，且上肺部有明显的感染表征，那家医院建议溶栓保守治疗，不建议进行介入手术。但此时，鲁先生已经辗转从地市转到武汉经过了12小时了，错过了溶栓的时机，而且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只有介入手术才能挽救生命。“那你们去同济医院试一试吧！”
大年三十晚上，同济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邱旭光值急诊的二线班，当他知道急诊科收治了一位急性心梗的病人。他戴着医用外科口罩和帽子，穿着白大褂急忙赶到了急诊科。看到鲁先生后，发现他还伴有肺部感染。他立即向心内科主任汪道文教授请示，有位疑似“新冠”的急性心梗病人急需介入抢救。汪道文教授肯定地说，“救，必须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救！”
但这并非是单纯的一台介入手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术前要有专门的手术通道、手术室，术后病人的单独隔离管理、护理、治疗……所有细节都需要考虑。而当时医院的隔离病房已收满病人，而心内科的普通病房住着其它非新冠肺炎的病人。如果病人手术，肯定不能与心内科的其它病人在一起治疗和护理，术后必须要单独隔离治疗，加上鲁先生还合并多种疾病及并发症，严重肺部感染，心源性休克，肺水肿，术后的护理和治疗也很难，这必须依靠心内科专业的医生来完成。现实很骨感，与理想情况明显冲突，也让这成为非常困难的任务。
医护人员在给患者做治疗
患者：同济医院把我治好了，我还可以再闯40年！
沟通、协调、消毒，一切装备到位。导管室陈凯护士迅速穿戴好自己的装备后，将导管室里所有仪器的开机，准备医用器械及药品；邱旭光医生、孙建华医生与家人沟通手术事宜并签字；汪道文教授协调病房腾空“隔离区域”准备收治鲁先生；后勤准备防护装备；院感时刻进行区域与通道消毒处理……
凌晨00：20，按照预想的路线，鲁先生被推进了导管室。但鲁先生生命体征很不稳定，有严重的心源性休克、肺水肿，当医护勉强摆好体位，进行血管造影时，鲁先生的各项指标下迅速恶化。邱旭光介绍，按常规，为了让造影结果更精准，需要患者换六个体位进行，但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完成所有的规定检查。他不停告诉自己，造影剂量少一些，动作再快一些。他知道，心源性休克死亡率有50%。
植入IABP，很快血管造影发现，鲁先生有三支血管严重病变，右冠近段和回旋支中段慢性完全闭塞，前降支近段急性闭塞，并且鲁先生心源性休克，在大量使用升压药的情况下，血压仍维持不好；最高流量给氧下，血氧饱和也仅勉强维持在93%，真得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仅是造影的操作，就让鲁先生的血氧掉到了80%，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打通全部三支堵塞血管。心电图上提示，鲁先生是一个广泛性前壁心梗，只能是最优先处理“犯罪血管”-打通前降支。
一边观察鲁先生的生命体重，一边进行操作。越急越不能乱，不能出错，透过被汗水蒸汽模糊了的防护眼罩，所有的医疗器械全部需要近距离仔细核实大小尺寸及匹配数据……30分钟，鲁先生的前降支打通，血流恢复正常，心电图提示“回落”，但生命体征仍不稳定，回到病房需要继续抢救。
所幸，现在十多天过去了，鲁先生也在慢慢恢复。邱旭光说，现在想想还是会后怕，因为通过鲁先生的第一次的肺部CT，按现在的诊断标准，他就是“新冠临床诊断病例”。所以邱旭光会回忆自己诊疗时的细节，是出现过“暴露风险”。一直到14天过后，自己的两次咽拟子检查是阴性，他才稍稍轻了一口气。
2月14日，新冠肺炎的急性心梗的鲁先生在同济医院心内科的医生精心照顾下，恢复的比较顺利，不仅心脏问题和血糖的问题都得到了控制，他的肺炎的炎症问题也得到了明显好转。他将转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继续治疗新冠肺炎。不久就可以恢复出院回家了。他对妻子和孩子说，“同济医院把我治好了，我还可以再闯40年！”
医护人员在给患者做治疗
（运营：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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