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0日是全国学生营养日，“全面、均衡、适量——培养健康的饮食行为”是今年营养日的主题。现在，孩子不仅吃得好，还越吃越营养、越科学;可几十年前的孩子们就没这么幸运了。本期摘录了季羡林、单田芳和王刚的自传，咱们来看看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孩子们都吃些什么。
　　季羡林：
　　卖花生赚钱
　　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处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声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
　　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
　　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季羡林自传》 季羡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单田芳：
　　吃米饭犯法
　　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我突然发现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了，市面上凡属工业用品比如橡胶制品、金属制品都严加控制，凭票供给，老百姓不准吃细粮，比如大米白面包括小米，谁要违犯了就属于经济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有一次我家偷着吃大米饭，事先把门关好，把门插死，刚一掀锅，突然听见有人砸门，我的大师姐月梅平时挺笨，这会儿“机灵劲儿”上来啦，顺手把门给打开了，结果进来的是派出所的警察。可能他发现大晌午的这家关上门干什么?肯定有背人的事!这才砸开我家的门，顿时我家里的人全傻眼啦!
　　这小子顺手把锅盖掀开，一看是白花花的大米饭，他把锅盖一摔，回头问我父亲：“你敢吃大米饭?你知道这是经济犯罪不?”我爸赶紧说：“我这是凭票买的!”这小子又说：“放屁!票证刚发下去，还没开始供给呢!你敢瞪眼撒谎?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我妈脑袋反应挺快，顺手掏出几张票子塞到警察的裤兜里说：“先生，你高高手吧，这大米是我们过去吃剩下的。”这伪警察把钱掏出来往地上一扔，还真有点铁面无私的样子：“废话少说，有话到派出所去说去。”说着扯着我爸的膀子往外就拽!多亏这时我们邻居正好进来，他是奉公队大队长，与派出所的人混得贼熟。他伸手把那警察给拦住了：“老弟，都是自己人，算了吧。”他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又塞到警察的兜里，对我父亲说：“以后当心，吃大米饭可是经济犯。”我们这才解了围。
　　《言归正传》 单田芳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刚：
　　菜团是美食
　　我和不少同龄人，还有上一辈的人，一提起“挨饿”这个字眼儿，便会心照不宣地想起那三年。1960年正是最难熬的时候。我那会儿还小，哪里晓得这些，只知道饿肚子难受。好在不是我一个人饿，我爸妈妹妹也饿，认识的人都饿。中国人自古“不患贫，患不均”，俗话说：“天塌大家死，发水也不淹我一家子。”于是饿得无恨，饿得坦然。
　　不过那时普通老百姓难得有馒头吃，我们家能吃菜团子是幸运事，更多的时候是高粱面——带着高粱壳儿磨成的，产量是提高了，但极难消化。于是，常听到如厕的人哼哼唧唧，痛苦的景况不忍回睹。我依稀记得那年非体力劳动者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重体力劳动者42斤，而其中绝大部分是粗粮。要是现在，恐怕吃不了那么多。可当时，除了粮食，再少其他，鱼肉蛋甚至蔬菜皆凭票证供应，于是这点粮食就成了人们摄取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的最主要来源。
　　如今见面儿说谁“胖了”，尤其对年轻女士说这话，她会不安。而在那个年代，你想胖也胖不起来。胖了闹不好会遭人猜忌。那时若有谁胖了，多半是“胖”(读阴平音)了，即浮肿了，小腿一按一个坑，那可不是好事，是病。
　　我那时瘦得可以，瞅着跟“人灯”似的，和后来从荧屏或杂志上见到的非洲饥民相差无几——我妈抱着我妹领着我在长春胜利公园拍的那张照片，后来让我撕了。原因是我的第一个恋人要看我儿时的影集，我嫌那模样丢人。
　　《我本顽痴》 王刚 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