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教授的遗憾令我惋惜

　　那一年，我的医学生涯刚起步，充满了激情和理想。一个人管理着16个病人，书写着山一样高的病历。

　　她走进了肿瘤内科的病房，“这里还有病房吗?”患者是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肺癌晚期。

　　我看着她拿过来的检查单，在心中已经为患者宣判了死刑：“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病房永远要优先有治疗价值的患者。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个新发现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的摊了摊双手。那一刻，我从她的眼神中看见了一丝绝望。

　　她继续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就像城市广场中央的那座雕像一般。她的坚持换回了主任的妥协，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希望。主任将已经预约床位的患者移到了走廊加床，将几乎被宣判死刑的他收进了病房。有人说：“主任什么病人都收，这个病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但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一堆简单的疾病名称。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被发现肺癌十个月的59岁男性。因为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所以已经没有医院愿意接收他。我根本不愿意说起原因，因为那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太无情。

　　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我深深的震惊了。已经骨瘦如柴处于恶液质状态的患者竟然还强装着微笑谈笑风生。他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时刻都保持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和风度。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第一次为他胸腔穿刺时，他看出了我的紧张，安慰道：“如果在我这样半个死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刺!”当时，心高气傲的我觉得他小看了我。多年后，这句话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终于有一天，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后，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帮我撑过去!”。年轻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甚至默默地想：“如果我轻易的告诉他和家属还可以撑几天的话，会不会惹上麻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在科学之外，还有着人心。我后悔当时自己的沉默，我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善意的谎言。

　　病房外，她的妻子一边准备着寿衣一边淡淡的告诉我：“女儿说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惊喜，其实哪有什么惊喜，只是不想让他轻易地睡过去。”

　　那天下午，他还是带着遗憾走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鼓励我的话。直到如今，我依旧在后悔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36岁母亲的深爱使我动容

　　急诊室里，一位36岁的母亲带着8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面前。好奇的孩子一会摸摸血压计，一会又拿起桌子上的压舌板玩耍。

　　面色灰暗的妈妈说：“我胃痛了两天，想输液缓解一下。”这种要求急诊每天都可以遇见，虽然很无理却十分现实。

　　那一天，秋高气爽。我坐在急诊室里根本没有想到过几年之后，我竟然还没有忘记这一对母子。护士赵大胆说：“这样的病人有很多，你为什么单单记住了她?”我记住她的原因不仅是肝癌，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询问病史后我发现患者并非只是普通的急性胃炎，反而很有可能是急性肠梗阻。如果不合理的治疗，甚至会危及生命。

　　她为什么会患肠梗阻?查体时我发现患者腹部有一条长长的手术疤痕：“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她平静的告诉我：“四个月前我因为肝癌做过手术。”那一刹那，我的内心掀起了波澜。很多人以为肝癌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却不知有很多年轻人也在经历肝癌的折磨。

　　四个月前，36岁的她进行了手术治疗。“得了癌症，没有办法。”她再次用平静的口气说出了让我不平静的话。不一会我便看见了她检查结果，明确诊断是急性肠梗阻。“我腹痛得厉害，觉得快要忍受不住了，还是先输液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孩子便抢着说：“妈妈，那你会痛死吗?”患者病情很重，我一再要求联系她的家属，可她拒绝了。“你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以后孩子怎么办?”我希望她能够联系家属，尽早住院。没想到她的话再一次让我沉默了，她说：“我已经录好了20年的视频，其它的想管也管不了。”

　　孩子依旧在玩弄着血压计，我没有制止他，也没有说出那句想说的话：“孩子啊，你或许不知道，你的妈妈总有一天会被痛死的!”

　　最后，她拿着住院证，拉着还不懂事的孩子离开了急诊室。她在住院后的一个月便离开了这个世界，丢下了8岁的孩子。

　　那一夜，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她的死亡病历。想起了她坚毅而无奈的笑，想起了她慈爱而辛酸的话。仿佛她昨日才离开急诊室，仿佛我同样因肝癌而去世的爷爷就站在眼前。

　　其实大多数肝癌患者在早期并没有明显症状，确诊时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也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