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经走了20年，最后一个职务是空军总医院任职，最后时光在空军总医院度过。

　　他患有癌症，需要动手术。手术后的20天左右，他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我想和你谈个事，我的肿瘤没摘。”

　　我说：“摘了。”他说：“没摘。这么大的手术，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引流管，没有引流管，所以肿瘤没摘。”

　　我非常痛苦地看着他，只好说：“是医生让我骗你的”。

　　他说：“20天，我想通了，生死有命。”于是，他跟医生谈了生死。医生说，这是他接触的所有癌症患者中直接和医生谈生死的第二例。

　　父亲做了一次放疗后，病情很快恶化，直到不能进食，开始输营养液，使用各种镇静剂，身上插满管子。

　　他把我叫到床边，说：“我不想治疗了，如果治疗下去，会连累你们所有人……我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我很清楚，没有任何人生意义，我也没有生活质量。”

　　“我现在的难过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它不是简单的疼痛，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癌细胞吞噬你的那种难受。”

　　父亲说，最终皮包骨，最终所有人都不认得他，最终我们所有人都会疲惫不堪。

　　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人生四刻，生老病死。

　　最后，我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告诉医生，不用再做无意义的治疗。于是，医生拔掉了父亲身上所有的管子。四天后,他在睡眠中去世。

　　面对癌症死亡的时候，现代医学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患者保持尊严。

　　镇痛就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能让患者避免过度的痛苦。

　　然而，医学绝对不能永续生命，无论年纪长短，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财富多寡，都不能阻止生命走向终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生命?面对亲人的死亡。

　　有人说，不恐惧死亡是不可能的，但是父亲所表现出来的确是不恐惧死亡，不回避。

　　我想，人文关怀应提倡对最亲、最挚爱的人说出实话，让他和你一起探讨人生中最为沉重、也最为伟大的话题——死亡。

　　生老病死，生在医院，“老、病、死”这三件事也都与医学有关，所以我们探讨人文医学，探讨医学在生命的最终时刻的意义。

　　60岁生日那天，我就办了一件事，看望我的接生婆叶惠方大夫。当年，她在协和医院亲手迎接了我的来临。

　　叶惠方大夫是协和妇产科权威林巧稚先生的高徒。那一年，我60岁，她100岁。

　　见到她时，声音清晰，头脑清晰，跟我聊了很多。她退休后一直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分配的房子里，直到2016年去世。她对生死的态度特别淡然。

　　叶大夫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临近死亡时一直没有吃药，身上没有扎眼，没有注射任何针剂。”

　　她的女儿告诉我，101岁时，最后几天，叶大夫逐渐减少了进食，去世当天的上午，301医院的领导都去看她，说：“你不愿意住院，就在家里给你输液。”

　　她还是拒绝输液。她说：“我不占用公共医疗资源，我活到这个岁数心满意足。”头脑清晰，没有痛苦，晚上就走了，这应该叫圆寂。

　　一位看过无数生死的大夫，当自己面临死亡时，她看得很清楚。

　　我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在死亡的问题上获得很大的提升。

　　世界上的宗教都对死亡有定义，认为死亡是解脱。今天，在现代的医疗进步和成就下，怎么面对死亡?

　　我的岳父因脑溢血住院，在解放军301医院ICU监护病房住了16个月。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生死。

　　护士将电话放在患者耳旁，亲人在呼喊，患者听不见，只是让亲人尽情地表达。

　　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个患者家属喊：“你快死吧，你不死我们全都钉不住了。”

　　我特别难过，那是亲人吗?有人告诉我，他卖了房子，能借的钱全借了，现在没有钱、也没有办法继续救治了。

　　我并不主张通过卖房子来做无意义的抢救。岳父在ICU抢救的500天，唯一换来的好处，就是家庭成员逐渐从内心承认了死亡这件事。

　　最后几个月的救助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没有意义的救助，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都要正视死亡，而且要从内心深入去接受它。

　　摘自医师报微信，宋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