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捐献大脑是一件非常严格和严肃的事，我们必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的秘书孙冰说。

　　在母亲影响下

　　女儿签下捐献意愿书

　　2017年10月31日，杭州的吴晓兰女士捐献了自己的大脑，她是因为肺癌去世的。

　　“我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但我觉得她的思想境界与一般人不同，比较开放，她很相信科学。”女儿小胡说。

　　吴女士曾对女儿反复强调，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一定要把遗体捐赠给医学院。女儿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心愿。

　　小胡读大学时，妈妈不幸得了肺癌，当时只有47岁，做完肺部手术不到一年，又查出肿瘤脑转移。

　　妈妈渐渐地说不出话，口歪眼斜，神志也开始糊涂起来。

　　然而，只要她清醒的时候，就会跟小胡讲，在她弥留的时候，不要上呼吸机、不要插管、尽量减少痛苦，让她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还说，这样脏器会相对保留得更好一点，捐献会更完整一些。”小胡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在妈妈还清醒的时候，母女俩一起签署了吴女士捐献遗体、捐献大脑、捐献眼角膜的知情同意书。在母亲的影响下，女儿同时也签下了自己的器官、遗体捐献意愿书。

　　10月31日，在与肺癌搏斗6年后，吴晓兰女士去世。

　　当天，她的眼角膜就移植给了两位盲人，使他们重见光明。吴女士的遗体及大脑，则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对社会有好处就行

　　你爸不就是这个遗愿吗?

　　2016年4月1日，曾景福先生捐献了眼角膜、大脑和遗体。

　　他的儿子曾涌说：“我的父亲原来是一位飞行员，后来开始胃出血、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

　　曾景福第一次病危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就写了第一份遗书，说他是共产党员，要捐献器官。这样的遗书，他先后写过三次。他也很希望医生能搞清楚，像他这么好的身体，能当飞行员，后来怎么会变得那么糟糕。

　　去年3月下旬，曾景福因为心梗住院，过了几天情况似乎稳定下来了，儿子就去了外地出差，想不到后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4月1日，曾景福去世了，当时不过68岁。得知这个消息，曾涌还以为是愚人节的玩笑，整个人都是蒙的。然而，这是真的。

　　“遵从父亲生前的意愿，我和母亲决定捐出父亲的眼角膜、大脑和遗体。当我看到医生们都给他鞠躬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当时都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曾涌说。

　　“今年清明，我带着儿子去浙大医学院看了矗立在那里的‘无语良师碑’，连我儿子都很伤心。时间真快啊，一转眼就一年了。”

　　“我本来并不想接受采访，我们捐献遗体不为出名。可这也许会感召更多的人捐献遗体捐献大脑，为子孙后代作出贡献，我和我母亲商量后，就同意了。”

　　“我母亲说：‘只要对社会有好处就行，你父亲不就是这个遗愿吗?’”

　　如果能回报社会

　　我觉得捐献是很有价值的

　　捐脑者Z是位精神分裂症患者，80多岁，病史40多年。一开始，他到医院看门诊，后来控制得不好，只好住院，住院住了也有十几年。

　　Z一直被自己的幻觉妄想折磨，他总是能听到有人在耳边跟他讲话，告诉他有人要害他，命令他做这做那。

　　他总是和这个“耳边人”交流，总是在喃喃自语，和家里人倒变得越来越淡漠。

　　精神分裂症，病因也是不明确的。它比老年痴呆症要好一点，有1/3可以治愈，1/3症状可以显著好转，但还是有1/3改善不明显。

　　以前我们会说精分是脑子里哪个定点出了问题，但现在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精分到底是哪个定点出了问题反而越来越不明确了。

　　“我们发现，大脑的复杂程度，各个定点间的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陈斌华主任说。

　　Z的治疗效果并不好，随着年龄增大，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慢阻肺、心脏病渐渐都严重起来。

　　Z的儿子说：“我爸的病，住院这么多年，有医保，有救助，有特殊补贴，说实话给社会带来了不少经济负担，我们自己付出的倒不是很多。如果捐献爸爸的大脑能回报社会，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在征求妻子意见后，Z的儿子签署了大脑捐赠知情同意书。　　相关阅读浙江唯一的人脑库2015年4月就已成立，至今已收到98例人脑捐赠。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副主任包爱民说，人脑库不仅需要收集有神经精神疾病的大脑，也需要收集没有这些疾病的大脑作为研究时的对照组，对比大脑是哪里出了问题。因此，各类大脑只要是没有在去世后(脑死亡后)自溶或者被损坏的，都可以用于研究，脑库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