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大家在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的是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相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群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

　　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京大学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到地头中间。

　　在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时我只要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

　　另一个导师是我的舅舅，他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地，周边就没有其他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刘麻子做的箱子柜特别好”。

　　他晚年时，我跟他也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花的味道。但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惚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就会想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看到的是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节选自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图片来自新华网许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