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郑渊洁
父亲的含义是榜样
我出生时，父亲郑洪升是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员。他只上过三年私塾，如果要将当教员的职业持续下去，需要自学支持。从我出生起，见到最多的场面，是父亲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他抱着一岁的我看完了《资本论》。
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如果我“犯了事”，父亲“惩罚”我的方式永远是写检查。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邂逅“文革”，自此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河南遂平县农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学校，我因为将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早起的鸟有虫子吃》改写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开除。我在家写好检查等父亲从农田回来，他一进家门，脸色不好看，明显获悉了我被开除的信息。我将检查呈上。那篇检查我下了功夫，写成了小说。父亲看着看着脸上就阴转晴了。
我离开学校后，父亲在家教我，他给我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背《共产党宣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为父亲后，继承了父亲家教的衣钵。对于孩子，只做不说。换句话说：闭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给孩子看。作为父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
儿子郑亚旗两岁时，我开始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我一个人坚持写一本月刊，很大程度是为了演示给我的儿子看：父亲靠一支笔，让家庭丰衣足食。父亲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郑亚旗从18岁生日那天起，我没再给过他一分钱。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靠筹建和维护网站以及维修电脑挣工资养活自己。三年后，已经是该报社技术部主任的他辞职，创办《皮皮鲁》杂志，运作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筹办由我主持的脱口秀《郑氏胡说》以培训我的口才将我打造成教师，以及将我的所有作品命名为《皮皮鲁总动员》后交给专业童书出版社出版和创办皮皮鲁讲堂。
前些天，郑亚旗跟我说他在北京建了一座硕大的摄影棚。近一两年我有时见他背着各种照相机，以为只是玩玩。得知他建了摄影棚，才知道他另起炉灶了。摄影棚里各种专业摄影设施一应俱全，去照相的人络绎不绝，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后来，郑亚旗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去太平洋深潜拍摄海洋鱼类，出版了《郑亚旗摄影集》。再后来，他又创办了皮皮鲁总动员公司。
我父亲不是作家。我不是摄影师。为人父的榜样作用不是鼓励后代模仿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继承中变革。不知道我孙辈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相信从小目睹父亲郑亚旗身教的TA会敬业和自食其力，因为我们一脉相承。
母亲的含义是影响
比尔·盖茨的母亲说过：“两个民族的竞争说穿了是两位母亲的竞争。”我认同这句话。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有先天植入，也有后天渗透，影响贯穿孩子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我母亲刘效坤个性突出。我小时候睡前她给我讲故事，是她原创的。大意是一群动物在野外玩，长颈鹿突然说发大水了，大家就往山上跑，跑着跑着被一条大河拦住。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有护栏的桥，另一座是独木桥。大多动物选择护栏桥，只有一只羊选了独木桥。护栏桥由于动物太多垮了，动物们掉进水中。那只羊选了独木桥得以生存。
我写作后将这个故事写成《走独木桥的小羊》，让更多孩子知道独辟蹊径的道理，这套书得到年轻的父母认可，销量惊人。
母亲反复给我讲这个故事，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在母亲的独木桥教育中长大。第一次受益是读小学二年级时。班主任布置命题作文《我长大了干什么》，她导向我们长大要想有出息，从小要有宏大理想如当科学家。当我拿起笔写人生的第一篇文章时，我不想和同学们一样，我想走独木桥。于是我写我长大当掏粪工。没想到班主任将这篇作文推荐到校刊上发表了。我受到鼓励，甚至产生“世界上我写的文章最好”的错觉。正是这个错觉使我成年后选择了写作谋生。
成为作家后我依然走独木桥。我想一个人写一本期刊，并坚持很多年。此前古今中外没有作家这样做过。1985年，只刊登我一个人的《童话大王》杂志创刊，至今我一个人将《童话大王》月刊写了32年，累计印数逾2亿册。
母亲的终极幸福来自孩子。追根溯源，母亲的幸福取决于她对孩子的影响。对孩子实施了好的影响的母亲，待孩子长大后每天都是母亲节。反之，每天都是母亲劫。综合自新浪微博@郑渊洁《父亲的含义是榜样》、《母亲的含义是影响》，图片来自@鲁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