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回生命机会渺茫的病人要不要进入ICU(重症监护室),对于子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选择题。送进ICU的话,可能违反了病人不愿再挣扎的意愿;不送进去的话,可能要面对伦理道德带来的压力。
进ICU是不是一种折磨?家人该怎么做?
选择一:目睹ICU的孤独与痛苦,遵从父亲安然离开的心愿
几年前,岑女士的公公曾因器官衰竭入住ICU,让人痛心的是,病人与家人长时间处于分开状态,在最痛苦的时候,孤独地面对病魔,苦苦挣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程式般的“每天十五分钟”定点定时探望,让家属倍感冰冷。“每天下午三点钟,是家人到ICU探望病人的时刻,按照规定,探望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匆匆穿戴好医院规定的褂子和帽子,进去也陪不了多久,如果有几个人一起去探望,每人只能待两三分钟,无论对于家属还是病患来说,都很痛苦。”
“与其让临终的年迈亲人入住ICU,孤独面对病痛与几乎没有生存质量的日子,不如在家人的陪伴下终老。”
“为了防止重病的公公拔了针头,他的手脚都被绷带绑在病床上,很凄凉,没有任何生存的尊严。有一次我去探望他,他眼泪流出来了,虽然他说不了话,但我知道他不想一个人待在那里。面对生命,我们又没有办法。”
岑女士的父亲曾多次前去ICU探望她公公,目睹ICU内的惨痛情景后,明确告诉她,日后自己如果真的病倒了,千万不要送去ICU,除了不想拖累子女,也是因为进去后“生不如死”,宁愿在家人的陪伴下、有尊严地“闭上双眼”。最后,岑女士选择遵从父亲的意愿,在生命的尽头,让父亲有尊严地安然离世。
选择二:因伦理压力违背父愿,如今成一生后悔事
罗先生心中一直有一处痛:“我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父亲最后的日子,同意把父亲送进ICU。这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而我之所以签名同意,实在是自私,怕担‘不尽责’之名。”
与岑女士父亲的经历相似,罗先生的父亲当年也目睹了好友在ICU内经历痛苦后最终离世的过程。2004年,父亲病重,叮嘱家人不要把他送进ICU,他知道肺气肿不可逆转、不可治愈。对于死亡,他认为生命最终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在他父亲最后的岁月,医生建议进ICU抢救时,罗先生犹豫了。“我明知道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并且意义不大,但是我有一种压力,一种伦理压力,觉得不送父亲进ICU,就没有尽最后的努力。”罗先生说,最后,他还是违反了父亲意愿,把父亲送进了ICU,十几天里进行了很多“无谓的抢救”,“让父亲延长了一段很短的、很没有尊严、很没有质量、很没有温暖的日子”。
罗先生认为,是否需要进入ICU,要看病种。有的病,可以在ICU内抢救回生命,但有的病,是不可逆转的,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减少痛苦,不应该通过进入ICU的方式勉强度过最后的日子。
“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希望回家,和家人在一起,用一种更有人情温暖的方式,走到生命的尽头。”罗先生说。
为了让儿子少承担伦理压力,罗先生选择以立遗嘱的方式,用白纸黑字叮嘱儿子,如果将来真的有那么一天,他因不可逆疾病走到生命的尽头,他选择不再进入ICU作无谓治疗。
选择三:确定没有治疗意义,病人最终撤出ICU
2014年许先生的岳母离世。当时,岳母心脏出问题导致多器官衰竭和神志不清,在ICU内维持了半个月,直接在ICU走了,“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而且是隔着一堵墙看视频。一天半夜,家人被通知说人已经走了,离世那一刻,都没有人陪着她,我们很内疚。”许先生说,岳父当时也提出,这样很不人道。
今年,许先生岳父病重,在ICU待了4天。当时并不存在支付不起费用的问题,但“神经外科的医生说,能够恢复神智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当时就觉得,放在ICU里延续没有质量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意义。岳父的姐姐和弟弟两位长辈最终决定,不再进行治疗。”转入普通病房四五个小时后,岳父就走了,“感觉他走得很安详”。摘自4月27日《羊城晚报》,甘韵仪/文,健康时报记者牛宏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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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已经无法选择,那么,能否选择有质量的离去?
很难。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死亡质量指数”的调查中,英国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大陆排名第71。
“死亡质量指数”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给即将去世的患者提供姑息治疗的质量,即患者离世前的生活质量。
然而,在此方面,国内的情况差强人意。姑息治疗的缺位,让中国老人走得很艰辛。
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人在临终关怀院中去世。为保证这些人能安然幸福辞世,英国政府定制的《死亡质量指南》中明确提出在部分国人看来有些“多管闲事”的要求,包括临终需有亲人陪伴;止痛药代替治疗药;在病人意识清晰时问出倾向离世的地点,他们一生最难忘的回忆等内容。
理查德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挚友Tom Kalin离世的场景,“你无法想象,他闭眼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眨了下眼睛,跟我说‘bye bye’,轻松得仿佛他只是困了想睡会儿”。
“如果能死得更舒服点,为什么不呢?”
——摘自2015年12月31日报纸3版文章《中国老人走得太艰辛》,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