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四点，唐山地区发生7.8级大地震。当时我正在产科值班，一位孕妇产程进展不顺利，宫口开4厘米(一般10厘米算是开全)却不再扩张，宫缩还可以。要检查再做处理。
这时强烈的震动发生了，甚至难以站稳，头上的无影灯摇晃着，架子上的盐水瓶、消毒液，瓶瓶罐罐噼里啪啦地摔碎在地上。刚生过孩子的德国妇女在对面的病房里惊叫着，一些待产妇也从病房里拥出来。我和护士都没觉得多可怕，因为我们没经历过，不知道多严重。我让护士去安抚病人。外面稍微安静下来，我要把这个产妇问题处理好。
宫口条件不好，产力强而无效，又有地震不停地摇晃。我当机立断施行宫颈切开，尽快结束分娩。还在不停晃动，灯光摇曳，墙壁吱嘎作响。似乎听到医院里嘈杂声、呼叫声，医院总值班已从电话下达了维持秩序、安顿疏散病人的指令。我要尽快完成手术，娩出胎儿，保证她们的安全。
我让一位年轻医生扶好照明灯，一是怕脱掉下来砸着病人，二是为我手术固定光源聚焦。我迅速切开宫颈，用吸引器牵拉娩出孩子。助产成功，小儿高声啼叫。这个在危难时降生的孩子，似乎在为所有人加油鼓劲，战胜困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多少年过去了，难忘的地震之夜，我眼前时常会出现摇晃的无影灯，耳边回响起那婴儿高亢的啼叫声……我也会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一点儿怕，即使是现在的回忆。
检讨：手术台上更要谨言慎语
手术过程和信念不无诗情画意，一台艰苦手术，境遇和心情完全可用“千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形容。如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目标和不韧精神，真如领袖教导：“对于反动派，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手术至尊神圣，手术者紧张无邪，可鸦雀无声，庄严肃穆，似乎也可间或轻松和怡。
术中，手术人员讲话应注意，特别是局部麻醉、半身麻醉，病人会清楚或不甚清楚地听到。不严肃、缺乏保护性的话语会给病人造成伤害。手术室里最重要的是台上的病人!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包括术中说话。
曾发生一起麻烦事：从腹腔镜剔出大小不等6个子宫肌瘤，术者想完成后一并拿出。有一个小肌瘤不好找，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怎么少了一个。”“找不到。”“丢了一个。”最后找到拿出来了。但病人迷迷糊糊听到，认为大夫把一个肌瘤落到肚子里了，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纠结很长时间……
供认：伤口坏了却成了朋友
36年前我做了一个剖腹产，正值十月一日，孩子起名“国庆”。当年我 36岁，孩子和我同属蛇。
多数孕产妇，印象也不会很深。可这位产妇不同，她的剖腹产伤口始终不愈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
我每天给她换药、处理伤口，会有些疼，但却笑着或说点什么，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还是鼓励我放手动作?都有。2周过去了伤口还没好，创面也不干净，必须扩创处理，病人欣然同意。
我和吴葆桢大夫一起做，认真细微，把一些不健康的组织去除，形成干净的创面，又用张力线进行缝合。以为没问题了，一周后伤口又裂开了，我们非常恼丧内疚。病人却说没关系，总会长上。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牵拉法、中药捻子法、溃疡油纱条……每天换药。又做了两次扩创。总算是长上了，孩子都满月了。
病人一直安详、和平、配合;微笑着、期许着，鼓励着。这让我不安和愧痛。虽然后来查出她有糖尿病和红斑狼疮，也是影响伤口的不良因素。
她依然到医院看我们，虽然没有多少事。我们变熟悉，她们一家或到英国或到澳大利亚，遇到我们去开会，一定要看我们。那长达一个多月的换药、手术，不是痛苦的回忆和不满的哀怨，而是温暖的缅怀和理解的情谊。
思考：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
科学技术延伸、增强了医生的感官能力，经典的视、触、叩、听似乎是操场上的“一二一”，令年轻医师乏味生厌。医生是不是离病人越来越远?
医生主要工作是与病人直接接触完成，经验仍是基本的。有经验的医生可从一瞥一嗅中作出令人惊奇的判断。电脑必以存入的经验和信息为基础，对其结果的认识和使用亦需经验。医生没有任何理由小视与病人面对面的工作——临床一线的实践。
医生的职业要体现人道、善良、关切与爱护。医生的对象不是发生了毛病或故障的机器。否则，情感交流变成数字传递，诊病变成冷酷无情的判断。医生只注重检查结果，可能只见病不见人;病人只相信仪器，可能只见药不见医。这样，仪器、实验室将医生病人隔离，这有悖于医学宗旨，也是当代医学的新危机。
著名医学教育家张孝骞曾说：“医生的真正教师是病人，”脱离开病人不可能成为好医生。林巧稚大夫经常告诫我们，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
不仅诊断，治疗上心理也起巨大作用，忽视这点再好的药也难奏效。只开处方不愿接受咨询，不会解释，只算半个医生。
我们愿意接受和采用新技术，也无意于呼吁医生返璞归真，只想我们要正视自己的病人。
文图均摘自《一个医生的故事》，郎景和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