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身形消瘦的波兰移民，差不多在一年前诊断出患有肺癌。此时他正在接受化疗，这是他参加的某个临床试验中的一项内容，而我作为外科会诊医生，受邀协助控制他肺中持续增多的积水。在一次探访时，他示意我靠得近一点。由于肿瘤正在扩散，他的声音嘶哑，而且戴着的雾化氧气面罩不断发出嘶嘶声。

　　“大夫，我感觉越来越难受了，”他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接受化疗”。此前他也向其他医生倾诉过自己的想法。但我很快得知，在他的所有会诊医生(包括我)中，没人愿意向他的肿瘤主治医生提议停止对他治疗。

　　这位主治医生是肿瘤学界的新秀巨星，也是非常优秀的内科研究人员，受聘管理我们医院当时乏善可陈的癌症中心。他来之后的寥寥数月内，曾经沉寂的部门便开始提供琳琅满目的实验性药物。中心外的医生纷纷打来电话，迫不及待地想将病人送过来治疗，而且每一位被送来的病人都很快被收治，中心提供了超过12种疗效已被充分证实的治疗方案。

　　但现在，除了最前沿、最激进的疗法外，医生们都不敢提出其他任何治疗建议。

　　当我建议重新审视这位病人的化疗方案时，就连癌症中心的二号人物都吓了一大跳。他眼睛瞪得大大地说：“我可不想这样告诉他，”他一口气讲了一大通那位医生的伟大造诣。“我是说，让我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们一言不发，静静地站在那里，半晌他用食指指着我。“你去告诉他，”他微笑着说道，“你让他考虑一下，停止正在进行的化疗。”

　　上周，当我读到一篇关于医学界权威等级所带来诸多问题的文章，关于这段对话的回忆如洪水般涌来。

　　数十年来，医学界存在着等级制度以及在医生之间按资排辈的现象。心怀抱负的医生会很快了解到谁的观点、经验和意见最有分量，却很少有自己的见地。但正如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篇犀利的论文所警示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过于明显的等级意识会带来惨重的代价：那就是牺牲了优良的病人护理。

　　事实证明，这种热衷排名的意识，绝不仅限于医学生和实习医生。已经接受了全面培训的医师也能敏锐地意识到默许的业内等级。这种等级可以基于专业，如初级保健相对于神经外科，还可以基于医生治疗的病种，如痔疮、便秘相对于心脏病及某些癌症。近期各种旨在提升安全标准和改善病人护理的努力已表明，团队才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单纯地组织一批多学科临床医师人马是远远不够的。能够认识到各种意见的重要性，并且鼓励积极、坦诚讨论问题的团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对于我的肺癌病人而言确实如此。跟参与医治这位病人的其他医生一样，在是否向他的主治医生讲自己的意见时，我也犹豫不决。我质疑自己的资历，质疑自己缺乏肿瘤学这一特定领域的经验，甚至质疑自己的临床诊断。当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吸氧量开始下降，开着玩笑并发出大笑时，我把他的病情好转当成是另一个信号。

　　但数天后，雾化氧气面罩再次戴上了，不久，病人再次请求我：“我好累!我想停止化疗。”

　　在这位病人去世前一周，他对我和其他医生表示感谢，但说真的，该感谢并道歉的是我们。因为正是他将我们从安逸的、界限分明的专业领域里推了出来，他让我们敢于开口向彼此表达心中的真实想法。他还让我们懂得了如何以团队方式去做事，如何去做那些我们几周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每一位同仁都在竭尽全能地帮助病人，但是，我们也尊重由职业文化所形成的界限和等级。”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医疗中心的肿瘤内科医师兰詹纳·斯里瓦斯塔瓦医生也曾这样说，“悲哀的是，病人已经死了，假如当时我们能大胆质疑，结局会大不一样。”原文刊发于纽约时报中文版，摘自9月6日健康界网站，陈葆琳/文，图为电视剧《心术》剧照，IC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