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张赫)“孩子想都上初中了，上次考试，语文学年第一名，走成绩也是总校和分校全部学生的前20名。”41岁的向洋是一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她满眼骄傲的描述着的，是去年同样感染新冠肺炎的女儿，11岁的丹丹。
2020年2月的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晒湖小区北门对面的十字路口，有两家宾馆的门前一直人头攒动，和这个出奇寂静的城市看起来格格不入：那儿，住着上千个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记者和志愿者团队。
2021年12月的这个十字路口，车如流水。两年过去，没有人会把这个坐落在市中心的小区和“疫情重灾区”几个字联系在一起。这儿，也是向洋的家。
2020年2月，丹丹在武昌方舱读当天出版的健康时报
爹爹得了“那种病”
“全家确诊但还没住院的那几天，连花清瘟胶囊和奥司他韦等药都开始限购，198块钱只能买六片奥司他韦，每个家庭一次只能买两盒连花清瘟，为了把仅有的药发挥最大的性价比，全家人商量着给已经不能下床不能进食的公公和双肺感染严重的向洋和孩子丹丹吃。”虽然生活看起来恢复如初了，但是想到那段日子的艰难，向洋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晒湖，也是当初武昌方舱里收治的1000多名新冠感染者里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11岁小女孩丹丹居住了11年的家。这个家庭，曾经一家5口人全部感染。
“我家在五楼，只要我一上楼梯，爷爷就能听出是我的脚步声，然后放下手里的事儿，马上去做饭。”说起疫情后最大的改变，丹丹一点没思考犹豫，马上说了两个字：爷爷。
隔了几秒继续说，“爷爷不在了。”但她还是和从前一样，是学校里的升旗手，是成绩学年前3名的学生，也是民族舞特长班里最努力的那一个。
“腊月27那天，爹爹突然说吃不下饭。”丹丹的妈妈向洋回忆，没有其他感冒症状，当时一点没觉得公公有可能是“那种病。”
2020年2月20日，感染新冠肺炎的妈妈和丹丹是临床的“病友”
说到“那种病”三个字时，向洋很用力的皱了皱眉头，这是很多康复家庭在提及新冠肺炎时的共有表情和情绪：不想再回忆了，但那些回忆从未消退半分。
又过了一周，83岁的公公就已经完全吃不下饭，丈夫也开始高烧，全家人立刻警觉了。
身高187、体重180多斤的公公被56岁的儿子背着下楼送到了医院，直到2月6号，这个武昌铁路局退休、从前身体英朗到看起来就像70岁的老人，被确诊双肺重度感染，核酸阳性。由于要回家等社区电话通知床位，家人又把老人抬回了家。
“拿到结果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这一周以来都是我在照顾爹爹，连老人咽不下去的食物和呕吐物都是吐到我的身上。”向洋在回忆起家里第一个确诊患者出现的时候，眼神里依然满是慌张和恐惧，然后很重的语气说：“现在就后悔没早点把孩子隔离起来。”
为了减少“损失，向洋和丈夫商量，在三居室的家里给公公单独隔离一间，再选丹丹的房间，同步把孩子隔离了起来。
“自从那天，我再也没记到过爷爷。”
丹丹回忆，一直到13号，爷爷被送走去住院，被120救护车抬着要出门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抬头的爷爷在出门那一刻紧紧抓着门框：他想再看一眼孙女。
重症患者的毒性全家人都不敢想象，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向洋都不能冒险。
一家五口变成了一家四口
2021年10月，丹丹已经树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成绩依然是第一名
“我听到外面的人都在劝爷爷放心去医院，我也在房间里哭着砸门，舍不得爷爷。”丹丹说，后来妈妈告诉她，那天，爷爷一直呜呜呜的说不出话指着她的房间。那也是仅有的一次可能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陆续被确诊。在和妈妈一起在方舱医院治疗的时候，一天夜里的凌晨三点，丹丹一家接到了武汉市光谷人民医院的电话：“老人去世了。”
在向洋结婚的12年里，因为有公公，作为儿媳的她从没做过饭，因为工作忙，平时连衣服都是公公洗完叠好，而在接到去世通知的那一刻，向洋知道，这个一直把自己当亲女儿看待的老人，就这么和全家人分开了。
“每次放学回家都还觉得爷爷在做饭，然后每天都会说一句，我一听上楼声，就知道是我孙女回来了！然后边炒菜边笑。”丹丹说，一切都回来了，但爷爷不在了。
“爹爹被接到光谷区人民医院后，婆婆也作为患者和家属被安排到了同一间病房，那天是2月13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样是2月6号，在2月6号公公被第一个确诊到住院的七天里，全家人的状态都只有一个字：等。
疫情初期，因为没有床位，确诊患者只能拿着核酸检验报告去社区报备，社区和全部定点医院报备，只要一有床位，社区会会直接到家里去接人。
“因为总有邻居是凌晨2、3点被接走，所以自从2月6号，我们就为公公婆婆准备好了所有必需品，那七天，除了孩子，家里的四个成年人都是一整夜的坐着守着手机，生怕错过电话。”回忆起等床位的日子，向洋摘下眼镜擦着眼泪说，那不是床位，是生的希望。
在公公婆婆住进定点医院后，向洋也接到了方舱医院住院的通知。
“正常来说，丹丹是要被送到儿童医院的，但是儿童医院床位也紧张，我就求着社区，和方舱医院求情，我要和女儿在一起。”知道丹丹的情况后，分管方舱医院向洋床位片区的医生王俊立刻安排了相邻的床位给这对母女俩。
2021年12月30号，再次提起这对母女时，王俊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当时知道有一个11岁的孩子住了进来，我们整个临时办公区都跟着揪心：这家人全部感染了，老人也已经去世了。
作为武昌方舱医院患者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兵也一直记得这对母女：“当时整个方舱就这么一个小孩子，大家都盼着孩子能尽快好起来。”因为成年人患者和孩子的剂量和治疗方式都不一样，为了不让过量的药物对孩子成长造成影响，更科学的医治，武昌方舱当时特意从儿童医院调来了医生文川。
“当时文川医生反复对比孩子的CT结果，专门给丹丹制定了和其他患者不一样的治疗方案。”向洋回忆，当时文川和其他医生一起会诊时一直反复的说，放心吧，这个孩子我们一定治好，我们会拼尽全力。
为了增强免疫力，文川告诉丹丹和妈妈，必须把牛奶当水喝。但是当时物资匮乏，每天每个患者大多数都是分到1-2盒牛奶，作为整个方舱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丹丹床头的牛奶，经常比书还要高。
“一些医护会把自己的牛奶留着省着，交班进舱的时候给丹丹带过来，还有一些同在方舱里治疗的患者，会主动把自己每天分到的一盒牛奶让出来。”向洋说，不到10天，丹丹就核酸转阴，那是从小到大，丹丹第一次把牛奶当水喝，每天的5、6盒牛奶。
那些日子，大家都在方舱里穿着睡衣，有两个老人会习惯性的捧着自己的那盒牛奶，看着丹丹喝完。
不到20天的时间，是向洋和丹丹最煎熬但也最感激的日子。
要好好生活，做那个让爷爷骄傲的孩子
因为症状轻，丹丹在住院后的第8天就康复了。但是因为回家没有人照顾，当时床位也没有最初那么紧张，方舱医院同意将丹丹继续留在医院，等妈妈痊愈一起回家隔离。
“后来加上去核酸转阳后在大学宿舍的隔离，我们全家被国家养了近50天。”向洋说，不管是隔离还是住院，全家人一分钱都没付过。
2020年4月，丹丹母女终于在社区隔离点隔离结束，回到了很久没回过的家。
“出院后，除了孩子，婆婆和我还有丈夫，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了。”向洋说，现在自己和丈夫只要走路过快、干一些需要力气的活儿，都会觉得呼吸速度跟不上，喘不上气只能马上坐下歇着。一直有慢性病的婆婆，虽然新冠康复，但是身体问题越来越多，每次去医院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全身哪儿都不舒服。”
2020年9月到10月，全国中小学开始陆续返校，丹丹还被邀请到了央视《开学第一课》录制现场，提起第一次上电视的经历，丹丹没有想象中激动：“我怕同学看见我，不想大家都知道我生过病。”
2021年8月，丹丹以整个小学前10%的成绩考入了武昌区最好的初中之一。“
是火班。”向洋提起女儿的学习，骄傲里也有心疼，学习压力太大了。“火班”也是整个年级的“重点班”，是未来清华北大的“苗子”。
如今，提到方舱，已经是初中生的丹丹因最深的就是那时候早饭都有牛奶，鸡蛋，每天中午都是4菜一汤，那些大虾都是平时妈妈都舍不得买的。“还有特别大的蛇果，平时圣诞季家里才会买。”
说起如今的生活，丹丹举着一份密密麻麻的课程表说，平时上课，周末和法定假日也有课程，有民族舞，英语，我还是学校里的升旗手，上次月考语文是全年级第一名……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丹丹会在刚进楼道的时候，想起来家里的爷爷早就认出了自己的声音，放下报纸走进厨房；也许在某一天张语文试卷里，丹丹会被问到，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她会说起，自己没能见到的爷爷的最后一眼。
在问起在回望过去，觉得做的最好的事儿是什么的时候，丹丹想了一会说：“从前，爷爷总爱和我讲他年轻时做过的很酷的事儿。那些事儿，他都讲了几十次了，但每次，我都有认真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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