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徐婷婷 赵苑旨 赵萌萌）“去医院看病时，医院放疗中心仅有两台放疗设备，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来自湖北武汉的袁红莉(化名)向健康时报记者感叹。
放疗难，等待长，成为众多肿瘤患者遭遇的难题，背后是患者数量增加，我国放疗装备短缺的现实。
患者正在接受治疗，牛宏超摄
放疗难！等待放疗的日子度日如年
2021年7月，33岁的袁红莉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早期乳腺癌。不过好在袁红莉左乳的肿块比较小，武汉当地医院医生为她制定了保乳手术加放化疗的治疗方案。手术历时3小时肿块被全部切除，幸运的是，癌症没有发生转移。
术后第三天袁红莉便顺利出院，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等伤口愈合后，便要开始接下来的放化疗。可是放疗因没有提前预约无法如期进行，必须做完CT定位后，开始预约排队。
从排队到做第一次放疗等待了12天，接下来她要面临的还有23次放疗，不知道接下来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很怕没有及时放疗导致病情恶化。”袁红莉说，等待放疗的期间，她常常因为担心睡不着觉，隔几天就会去医院放疗中心看一次，但每次去都是人满为患。
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王淑芳(化名)从去年7月份开始确诊为鼻咽癌。由于当地没有放疗科室、也没有放疗设备，辗转来到上海治疗。
“放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时多，有时候要在医院的走廊等到凌晨才能做上。记得最开始去做放疗，结束时基本已经夜里11时多。”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前任副主任委员、福建省肿瘤医院原副院长潘建基介绍，放疗是肿瘤治疗的三大治疗方法之一，近20余年，放疗技术进入高速发展期，从常规二维照射技术进入了三维精准照射技术时代，该技术带来了肿瘤治疗效果提高和治疗毒性反应，副作用减少。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全部恶性肿瘤中，约67%的患者可以被治愈，其中37%是手术、化疗治愈的，30%是放疗的功劳。
在临床应用上也存在一些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急需解决。一方面是我国肿瘤患者面临精准性放疗可及性低，想要放疗需要排队的难题，导致有的医院放疗科已经是高负荷运行，另一方面是有些医院有放疗设备条件，没有病人设备利用率低的局面。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第八届副主任委员、原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院长、放疗科主任夏廷毅表示，“在全国省市一些三甲医院或肿瘤医院里，一台设备每天要治疗近100个患者，放疗科的治疗室到凌晨2点还在工作，在这种高强度高负荷情况下，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很难得到保障，而有的医院设备技术很先进，每台设备每天治疗病人较少，造成资源浪费。
设备不足：全国每百万人放疗设备仅1.5台
“放疗设备不足，成为影响我国放疗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2020年5月发表于《中国肿瘤》杂志的全国第九次行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共有直线加速器2021台(含进口和国产)，全国每百万人口放疗设备约为1.5台，仍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百万人口2~4台。
“放疗作为癌症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其对癌症治疗5年生存率的贡献度约40%，仅次于手术。我国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400万，其中约60%的患者在病程中需要放疗，如果按50%的保守估计，约200万癌症患者需要放疗，然而实际放疗仅约100万人，有一半需要放疗的患者都未得到放疗。”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副主委、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陈明表示，我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与欧美国家有大约20%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放疗供给侧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如设备投入不足、人才不足、各级医院忙闲不均、治疗技术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放射治疗组地区调查研究》显示，2020年度中国大陆地区开展放疗单位总计1538家，其中肿瘤专科医院129家、综合医院1409家。
“目前大陆地区仅有北京、上海、山东这三个直辖市、省份能够满足每百万人口放疗设备数量高于2台的要求，其余地区均尚未达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其中宁夏、贵州、云南的每百万人口放疗设备数量不到1台。”陈明说。
近年来，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放射治疗科主任王俊杰频繁往返于县级和地级医院，为的就是全面了解我国目前临床放疗最迫切的需求。
“在基层调研的时候发现，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中，形成品牌的放疗学科非常少，放疗设备配套差，甚至一所学科大学、一家医院只有一台直线加速器或者一台伽玛刀。”王俊杰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目前放疗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三不”：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放疗技术太单一，而肿瘤的治疗需求千变万化。
为何放疗设备如此之缺?潘建基告诉记者，近20年余来，肿瘤治疗的理念才逐步从外科手术治疗转到了外科，放疗和内科等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治疗。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才逐步被临床医师和患者认识和接受，而精准放疗技术和设备是集工程制造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现代影像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遗憾的国内放疗设备发展滞后，昂贵的进口放疗设备价格限制了合理的配置。
“放疗设备属于高端复杂设备，每台售价达数百万甚至几千万元，我们国家各大医院所应用的放疗大型装备中，百分之九十还是靠进口。”一位长期从事放疗设备研发领域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公立医疗机构受到政策及资金的限制，难以直接购买放疗设备，放疗单位不够、放疗设备不足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
缓解放疗难，除了有器械，更要有人
如何缓解放疗难题?在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放疗设备与技术分会会长、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主任张福泉看来，应该从人才培养和大型医疗设备的研发创新国产化入手。
张福泉认为，国内放疗发展不均衡，基层医院尤其是县一级医院缺少放疗设备与人才。进口的大型医疗设备往往单价高昂，不少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难以采购。大型医疗设备的国产化和创新发展，能一定程度上减轻放疗的采购压力。“十三五期间，北京协和医院与国内大型医疗设备研发和制造人员合作，助力国产放疗设备的创新。目前协和医院已经引进许多国产大型医疗设备，推动国产高端设备的规范化和普及应用。”
放疗设备如何实现“国产化”突围?夏廷毅认为，需要从三点入手：首先，装备技术性能与质量是前提，产品的核心技术要跟得上国际先进品牌。第二，是产品的功能、技术要敢于创新，不一定总跟在别人后面，要敢于走在前面；第三，是大型装备产品的市场准入程序要简、速度要快。同时，需要医院专家和患者改变观念，积极接受国产装备，给予国产放疗设备与进口设备同台竞技的机会。
“比起设备短缺，更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医院买了设备而没有人。”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主任郞锦义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缓解放疗难题有设备不是先决条件，首先是有“人”。
潘建基也表示，除了国产放疗设备的市场需求的满足之外，最重要的是放疗技术人才的缺失。
“在我国5000多家县级医院里，开展放疗的只有7%~8%。” 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何侠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放疗人员和设备基本情况调查研究》， 2018年度中国大陆地区开展放疗的单位共计1463家；其中公立1211家，部队医院92家，民营140家，其他性质20家，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江苏等人口和经济大省，西北地区整体放疗单位数少，宁夏、青海仅个位数，西藏自治区无放疗单位。从事放疗的工作人员共29,096人，放疗医师/物理师比例继续下降至3.51∶1。
郞锦义指出，长期以来放疗学科被定位为医技科室，非临床专业。近年来才逐步纠正为临床学科，并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范围和国家临床医学二级学科。放疗学科又有其特殊性，不仅需要临床放疗医师，还需要放疗物理师和治疗师，尤其是放疗物理师的培养和职称考试体系尚未建立，也导致放疗学科人才培养出现短板。解决该问题除了加强技术人才培养，尤其是最短缺的放疗物理师。但人才培养需要时间和长期的国家层面政策支持。
郞锦义建议，作为理工科和医学的结合的学科，培养一个放疗医生基本上十年才能成熟，放疗物理师培养也极不容易。郎锦义建议，应该由国家癌症中心牵头各省级代表性肿瘤医院放射肿瘤学专业参与制定放射治疗专业队伍的建设，各省级区域设备人员规划。
张福泉强调，“应改加快放疗人才特别是物理师的培养，提高县级医院的放疗学科建设，建立县、市级优质放疗中心，才能真正做到大病不岀县。让放疗能够在基层也成为一个独立的肿瘤治疗手段，与其他所有跟肿瘤相关的领域和科室形成很好的配合，让精准放疗更好的普惠肿瘤病人。”
如今，王淑芳已经做完了30次的放疗，两次去医院复查，结果都很良好。“虽然放疗时身体反应很痛苦，但那段日子让我变得坚强了很多，日后我也想回归正常的生活中，更加乐观努力的生活。”王淑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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