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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陪诊师:“孤独就诊”者最好的帮手

2021-08-13 15:06:33来源:健康时报网|分享|扫描到手机
阅读提要:在医院陪自己父母看病的时候,很多老人像孩子一样站在机器前面面露难色,他们不懂用机器挂号,也不会缴费,本身就带着病,提着一大堆东西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老两口相互搀扶着,站一会,坐一会,让人很心疼。这使吴莹莹萌发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

(健康时报实习记者 赵为德)“再忙,不要让你的父母自己去医院,年迈的老人在智能化系统前手足无措,他们不清楚,究竟要怎样才能让医生给自己看到病。他们的慌张与无助,我替你们见过。”在长沙从事职业陪诊工作的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像熊建勋这样的陪诊师,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各大医院,目的就是给没有时间、行动不便或是不懂医院流程的群体取诊断结果和陪护治疗。

“老人看病手足无措让人心疼,萌生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

吴莹莹(化名)是一名80后,在天津做职业陪诊已经半年了,服务范围包括天津市肿瘤医院等各大三甲医院。

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在医院陪自己父母看病的时候,很多老人像孩子一样站在机器前面面露难色,“他们不懂用机器挂号,也不会缴费,本身就带着病,提着一大堆东西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老两口相互搀扶着,站一会,坐一会,让人很心疼。”这使吴莹莹萌发了做职业陪诊的想法。

在长沙做职业陪诊师的熊建勋跟妻子一起,刚开始做陪诊一个月,每天能接一两单的服务,跑得最多的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看见一个老人挂号挂错了科室,他去找护士,护士解释了半天老人也还是不明白,一个人坐在地上,看见了特别揪心。帮助这些群体方便看病,是熊建勋想做陪诊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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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莹莹在排队取结果。受访者供图。

对于职业陪诊,吴莹莹觉得是作为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刚性需求。“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都大了,工作、孩子和老人之间难以平衡,都需要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让吴莹莹印象深刻的是,自己的同学在国外工作,但是母亲突发疾病,不得已回国,如果老人只是短暂的病,对他们而言其实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当时有一个小女孩找到我们,她的妈妈得了乳腺癌,孩子在工作的上升期,而且刚怀孕,这孩子很孝顺,陪妈妈做了很多治疗,但是照CT这种会有辐射。”吴莹莹说,这个时候她的父亲也查出了肺部有阴影,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最后找了陪诊,“她怀孕遇上这些事情很让人心疼,但是很幸运的是妈妈的病是早期,不然真的很难受。”

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有一个直肠癌患者,因为孩子没有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做肠镜做了两回都没做成,然后家里才说找个陪诊吧,联系到了我。”家里人并没有把病情告诉老人,所以老人总觉得没有做肠镜的必要,作为陪诊,吴莹莹遇到这种情况并不少,她通常会跟家里人“串好口供”,告诉老人就是个普通的例行检查。

和陪诊的老人在一起久了,吴莹莹觉得不仅是帮他们看病,“和他们说说话听他们唠唠嗑,这种陪伴对老人而言也很重要。”吴莹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有一个养老院的老人,在自己陪护过程中一直和自己说话,还给自己讲养生的方法。“她就一直给你说,你看我的血糖控制得多好,就是走路费点事,但是吃什么都特别好,你们年轻人也要这么吃,不要喝酒。”吴莹莹说。

“这种陪伴对空巢老人而言太重要了,聊天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子女”。吴莹莹说。

“陪诊既需要病患信任,也需要自己讲诚信”

对于陪诊,当地人开始并不理解。在医院和患者交流的时候,对于熊建勋这样一个“热情”的陌生人,曾经有的人会刻意疏远。

为了向大家介绍陪诊服务,熊建勋会挨家挨户的去发传单,但是受到更多的是人家的白眼和误解,“人家就会觉得,好像搞得跟我家有病人一样,话都不会跟自己讲完。”熊建勋说。

“他们总觉得我是医托,是黄牛卖号。”熊建勋坦言,“你要说我是黄牛,我接受这个称呼,但我的想法是想真正帮助病人。”

为了能给患者最完善的陪诊服务,熊建勋会给每个患者买一个专属的文件夹,把病历资料统一装起来,“这种很细微的工作对患者而言就是与人方便。”对于不熟的医院,熊建勋还会跟妻子会提前去“做功课”。

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一个患者是外地的,预约了长沙的医院。“我都没有去过,所以当天早上六点就起来去医院熟悉流程,花了两个半小时把医院的东西都熟悉了一下,但是到9点半的时候,他却说不来了,这真是……”对这种情况,熊建勋也只能认。

在熊建勋看来,陪诊是一个信任度很强的职业,既需要病患信任,也需要自己讲诚信。“陪诊是便民的好事,但是要防治好事变成坏事,需要统一定价标准,不能说一个病人300,下一个800 ,下一个1200,这样是没有回头客的,砸了自己的招牌。”

“一个妈妈有尿毒症还带着两个小孩,过来陪就不方便,才找到了我们。”熊建勋说,给老人做完服务后,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带我看病,谢谢你们,可能我的儿女还没有你们做得这么细致。”熊建勋觉得,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对自己而言是莫大的鼓励。

在长沙做职业陪诊的一个多月里,熊建勋大概接了20来单服务,一单价格在200元左右,他坦言,“一个月6000来块钱的收入不算多,靠这个挣钱是肯定做不了的。”熊建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抛开打车、文件夹这些费用,其实也就剩了4000块钱左右。

“有太多的老人需要这项服务了,让更多人知道陪诊的存在”

林雨是第一批在海南从事陪诊工作的人,做了三个月,目前创立了一个十人的小团队,奔波于海南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和海口市人民医院等,为患者提供给陪诊和陪护。

考虑到很少有人知道陪诊服务。林雨会在发布一些短视频介绍陪诊的具体经历,“今天陪诊的一个抑郁症姐妹,以前是乐观爱笑的女孩,现在两眼无神,骨瘦如柴,医生说是中度抑郁,很心疼,没人知道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这样的视频会引起网友的关注,“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有陪诊这样一种服务。”林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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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在做陪诊。受访者供图。

林雨团队的陪诊对象包括宝妈,孕妇,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和候鸟老人等等,林雨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海南每年都大量来度假休闲的老年群体,他们是自己陪诊的主要对象之一。

“有一天凌晨两点多,一个患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肾结石疼得受不了。因为我自己曾经也得过肾结石,疼得都休克了,所以更能理解那种感受,当时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带患者去医院打止痛针,确实很辛苦。”

这种起早贪黑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虽然现在自己一直在招募更多的陪诊师加入到这个行业,但是工作的心酸使不少人打消了念头。林雨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在海口市永兴镇老城,驾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到医院,折腾一天从五六点到下午两点才把陪诊手续跑完,“得两个人才能忙得过来。”“还有一位肾衰竭的老人,子女都在忙工作,老人每天都要换药,现在一直是我在帮忙照顾,已经做了一个半月时间了。”林雨说。

林雨想要继续扩大团队的规模,“确实我们这边有太多的老人需要这项服务了,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有陪诊的存在。”

(责任编辑:孙宝光 实习编辑:刘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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