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记者 邱越)燕明至今对兄妹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女儿快半岁的时候，儿子第一次回来看妹妹，当时育儿嫂正好抱着妹妹在阳台上晒太阳，她哥哥就走过去，牵起了妹妹的小手，哥哥笑了，妹妹也笑了。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真的很幸运。”
“养两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但我总安慰自己苦一苦就过去了。两个孩子的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幸福大过烦恼，尤其等我们自己老了、去世了，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在这世上就再没有亲人了。”二胎妈妈姚娜(化名)每次说起家里的两个宝贝总是满满的吐槽，而脸上却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爱与满足。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为持续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画上了休止符。到2021年1月1日，全面二孩推行刚好五周年。五年来，尽管许多期盼二孩的家庭纷纷迎来家中的第二位小天使，开启了各自小家庭的“二孩时代”，但其中滋味也是喜忧参半。
有的家长说：
要二孩儿，是希望两个孩子能相互陪伴
2020年1月24日，除夕。身在妇幼保健医院的燕明(化名)一边听着窗外隆隆的爆竹烟火声，一边忍着剧痛用吸奶器给自己通乳，希望能让刚出生一天的女儿尽早吃上母乳。这是燕明时隔22年又一次成为了“新手妈妈”。
莫文(化名)的二孩家庭。受访者供图
为了二孩的决定，燕明的确也付出了非常的努力。由于是高龄产妇，整个孕期燕明的血糖一直超标，进食后必须散步1小时才能勉强平稳血糖。“我怀孕快9个月时，已经是隆冬，我每天晚上睡前10点多还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散步。由于肚子太大，顶着我耻骨一直疼，但也必须咬牙坚持，就怕孩子生下来就是糖尿病。”
孩子降生后，新的麻烦又来了。由于女儿早产，一出生就被接去了新生儿科，由专业护士照看。“习惯了护士用奶瓶喂奶粉，宝宝竟然不肯接受母乳，我只好用吸奶器把乳汁吸出来，再用瓶喂。”燕明说。
据燕明回忆，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吸奶7-8次，一次30分钟到1个小时，“就那么一个姿势一天待6、7个小时，导致我肩周炎复发，还得了腱鞘炎，整天浑身都痛，但仍然还要继续吸奶，身体就越来越疼。”
不过身体的疼痛对燕明来说都还是小事，毕竟她最希望儿子能看在妹妹的份上多回家看看，也希望女儿的到来能缓解家庭长久以来的紧张和疏离感。“我没做好的事我希望女儿能帮助我去完成，我希望她和哥哥能相互陪伴、相互关心。”
燕明至今对兄妹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女儿快半岁的时候，儿子第一次回来看妹妹，当时育儿嫂正好抱着妹妹在阳台上晒太阳，她哥哥就走过去，牵起了妹妹的小手，哥哥笑了，妹妹也笑了” ，燕明说，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真的很幸运，在还有生育能力的年纪赶上了好政策，把爱重新带回了家中。
这一天也同样刻在了燕明的儿子王阳(化名)心里。“妹妹握住我手指的时候我心里突然一震，仿佛过电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跟我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生命，那一瞬间我似乎明白了血缘延续和自己肩上的责任。”
有的家长说：
“再来一个孩子，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今年33岁的顾昂(化名)结婚三年多，至今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他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现在我和媳妇的收入两个人过得刚刚好，想吃就吃、想玩就玩，要是再来一个孩子，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2019年刚结束爱情长跑走进婚姻的周齐(化名)和妻子都特别爱孩子，很想赶紧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两人长期两地分居，收入也处于紧张状态，“孩子的事还是缓一缓吧。”
姚娜告诉记者，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也不确定还会不会决定要二宝，“毕竟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国家号召大家生二胎，但是养孩子的重担是实实在在压在每一个家庭身上的。”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已实施五年，我国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原国家卫计委专家研究预测的1982万少了500余万，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52年以来最低。
关于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华杰表示，一是结婚和生育的适龄群体人数不断下降；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别强烈 ；三是国家关于鼓励或者刺激人们生育的辅助政策配套等不足。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方莹莹等研究发现，生育意愿较强烈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汉族、城市地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女性生育意愿相对较低，高收入女性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
方莹莹等撰文指出，当前中国公共托幼体系尚未完善，年轻夫妇婴幼儿照护负担大，父母可通过提供照料支持影响子女的二孩生育计划。此外，研究发现父母的生育能力会对子代的生育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城市地区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生育群体呈现出较低的生育率。
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撰文分析，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这些客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有的家长说：
生了二孩儿，要过“养育”关
“两个孩子其实都是意外，但又在计划中，所以都要了，唯一差别就是在我自己，可能我的人生因此完全被改写了。” 在莫文(化名)三十多年的人生里，最不缺的就是赞赏和掌声，对于自己的孩子，莫文也坚信，没有人能比自己教育得更好。
莫文从小作为“别人家的孩子”，一路成绩优异，高中就被学校选中公派留学，后来又去澳大利亚读到硕士毕业。寒窗苦读十余载的她毕业后并没有像其他“学霸”一样开启彪悍的职业生涯，而是毅然选择回国结婚，第二年就迎来了第一个儿子。
“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是要自己带的，别人只能帮我打打下手。”莫文说，为了做到给孩子最好的爱与陪伴，莫文决定全成为一个全职妈妈，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刻。她仔细记录着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小确幸：今天宝宝会喝母乳了、今天宝宝对我笑了、今天宝宝第一次生病、今天宝宝加辅食了……
“但全职妈妈的生活远不是宝贝日记里那个模样，每天生活周而复始，睁眼就是奶瓶、尿不湿和孩子的哭闹声。有段时间孩子生物钟日夜颠倒了，夜里整宿整宿哭闹，我就只能抱他在客厅、卧室来回溜达，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刚坐在沙发上，竟然就睡着了，差点手一松给孩子漏下去，吓出我一身冷汗。”
34岁的小莉(化名)如今已是两个男孩的妈妈，一个快3岁，另一个刚满周岁。“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犹豫的机会，二胎这事，越考虑越没有勇气。”小莉说。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在小莉刚生第一胎时，丈夫获得了一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即便知道会非常艰难，但小莉仍然无条件支持丈夫，一个人挑起了赚钱和养娃的重担。
小莉一直在工作和带娃中两头奔波。现在，小莉把大儿子交给妈妈带回老家抚养，还没断奶的老二则跟着带在身边住在北京的出租房里。每周末小莉风雨无阻地都要回老家看老大，“我的生活不需要休息，上班时我是老板的人，下班后我是娃他妈。”
“虽然在计划之中，但是这一天真的来了，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很现实，即使我愿意，我也不可能一边上班一边同时照看两个孩子。” 小莉说，“有一次，小莉正准备从老家返回北京，大儿子突然牵住她的手说：“‘妈妈去上班吧，想宝宝了就回来看宝宝。’我赶紧抱了一下他，就赶紧转身关上门，我不想让孩子看见我哭。一路上，我开车回北京眼泪根本止不住。”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想要促进自然人口增长，要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第一，要增加和稳定家庭收入，有了稳定的收入才能保证孩子抚养的投入和教育投入；第二，国家要更多地承担关于教育和养育子女的支出，加强公立的服务设施建设与配给；第三，要增强生育者的信心，如出台延长产假、增加陪护假等支持政策；第四，加强生育的技术支持，通过技术和优质服务保障大龄孕产妇的生育安全，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有生育困难的家庭；第五，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增强舆论环境对于生育的促进，改变过去我国采取的严格限制多生的政策所带来的负面观念。
而对于二孩儿家庭共同的心声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看着他俩撒欢儿、傻笑，我就觉得哪怕牺牲了全世界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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