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我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迎来100岁生日。
就在去年，张金哲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两次。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院决定不再让张金哲出门诊，老人其实心里有点不情愿，但他尊重医院的决定。查房，张金哲觉得没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张金哲始终关注，还特意写了一幅带哲理的书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科学政策。”落款：“百岁儿医张金哲”。
图据北京晚报
2018年，张金哲院士曾获第二届国之名医盛典·特别致敬，他曾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成为一名儿科外科大夫的初衷，以及他对于医患关系的看法：
“我想成为一名小儿外科大夫的想法，不是偶尔产生的”
我曾眼睁睁看着老师的孩子因为得了白喉而死去了，如果当时医院有人能做气管切开手术，这孩子就能活下来。那时我就想，小儿外科的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很大程度上与医生惧怕困难、无人负责钻研有关，小儿外科手术必须有人去研究。
1949年8月，我的二女儿出生，当时北京及全国很多城市产科病房正流行一种恶性皮下化脓性传染病，婴儿多在出生后三天发病，死亡率百分之百。我的孩子，在出生后三天也患上了此病。
我想，如果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避免感染性液体在皮下自由剥离、扩散，也许能缓解病情，病理科同事也认可了我的想法，但是临床大夫们却一致反对，因为按一般外科的原则，化脓感染不局限就不能手术，这种违反常规的手术，一旦造成患儿死亡，无人敢负责任。
但如果按常规治疗，孩子必死无疑，死马当作活马医，我没有选择，把患处切开了，或许孩子还能够成活。
于是，我抛开顾虑为女儿尝试了这种新的方法，手术成功了，我女儿成了第一个婴儿皮下坏疽症的存活者。这种疗法在临床中迅速推广。这样的经历，让我坚定了开创小儿外科的信念。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北大医院1948～1950年两年间小儿外科病儿死亡率情况，在会上我提出，中国应该有专门的小儿外科大夫。就这样，我在北大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
张金哲院士陪肿瘤患儿过六一
医生要“先交朋友，再做手术”
我念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40年代，柯氏外科学的扉页，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再做手术”。
看病难、看病贵是医患矛盾的本质，然而现时急需解决的矛盾主要是态度问题。医患双方缺乏沟通，互不谅解，互不尊重。我国现实社会，医患之间，患为弱者，比较易受群众同情。
孩子生病，妈妈心急，交通不便，扶老携幼去医院，到医院手续繁杂、处处排队碰壁、三长两短，火冒三丈。
儿科医生十分忙碌，病儿日增，看病时间越来越短，候诊病人紧催，如果孩子不合作，妈妈抱怨，医生劳累，怨气冲天。在此基础上，尽管问题都不在医和患本人，但矛盾却在医患之间爆发了。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病人来了，必须得站起来，请病人坐，然后告诉病人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你有什么问题告诉我。我一直这样说，大家都不说了，我也不愿特殊。我也就不说了，而是写在了白大褂上，“外科张金哲”， 大大的字，我的每件白大褂上都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现在虽然每位大夫都有胸牌，但上面的字很小，哪看得清?有些大夫护士的姓名还对患者保密，不告诉患者自己是谁，哪还有交朋友的诚意?
其实，患者虽然对大夫、对医院有意见，但还是愿意和医生交朋友。把命都交给你了，能不交朋友么?医生只要表示有一点好感，很容易协调。先交朋友，再做手术，本来就该这样的，还写教科书上。
因此现在亟需唤起医生，以白衣天使的姿态，同情爱护弱者，主动向患者交朋友。
“我九十多岁，还在上门诊，也在坚持写科普”
科普工作对于医生来说，也非常重要，在抗美援朝时期起，我就开始从事科普宣传了，我一直记得周总理的一句话：“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所以，科普工作也是我工作的重点之一，医生看病在三五分钟内把病给病儿家长讲懂，就是最好的科普。我认为大夫们都要有三分钟的口才，也就是在看门诊的三分钟内用通俗语言把病情、治疗方案、预计效果等跟病人或家属讲清楚。一个好医生必须钻研如何给不同人群讲病。病人听懂、爱听就是好科普。
医生们往往事情繁多，很难抽出时间去写大众化的科普作品，甚至还有极少数的人看不起科普工作，但实际上，科普对象的人数远远超过技术人员的数目。这些人有权利从专家处获得知识，专家也有义务传播这些知识，最终获益的将是广大病儿和专家自己。
让家长多知道些医学知识，必然有益于孩子的健康，这就是科普的力量。
我希望能为那些小患者再多贡献一些力量，在我看来，人生永远都是逗号，也就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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