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他们无畏前行;荣誉面前，他们潜心行医。一名好的医生背后，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付出的过程：十多年的求学路、终身医术磨练、不断科研创新……博学而后为医，多位名医表示，名医成长之路，就是在如履薄冰的医学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都需要老医生手把手的教，我们带学生都讲究一定要超过老师，因为等我们老了，还需要他们来给我们看病。”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笑着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其实是医学前进的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医疗水平才能一代一代发展、提升。
■“作为医生，仁心、仁术两者缺一不可，但仁心一定要放在仁术前边。一个优秀的医生，一位百姓认可的名医，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认为，只有拥有仁心，医者才能去深切的体会患者的痛苦，从而感同身受，去宽慰、安抚患者。
■当时王拥军下了夜班后，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301医院黄克维教授看。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一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这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
■上世纪90年代初，肝移植在国内还起步不久，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当时国际上完成的手术还不到10例，国内尚无一例。董家鸿带领团队搭建了简陋动物实验手术室，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手术。第一台失败了、第二台失败了……当进行到第十九台时，终于成功了。
仁术精进之路——名师出高徒，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
名医成长之路，离不开名师提携、医术传承。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心中，恩师黄志强的言传身教对其从医生涯有着深远影响。
1977年10月，董家鸿考取了徐州医学院，从此走上从医之路。“因为想当科学家”，本科毕业后的董家鸿报考了原第三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这里他遇到他的恩师黄志强。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教授一眼便看中董家鸿的潜质，“这名学生条件不错”，并让董家鸿主攻临床。
“想做科研的愿望”，让他心有不甘。黄志强惜字如金却字字珠玑，仅说了一句：“我希望你做临床。”当时，年轻的董家鸿并不理解导师的想法，“为什么师兄师姐可以搞科研，我就不行?”黄志强却说，“做研究也要懂临床。”
1983~1985年，董家鸿只好带着一颗做科研的心，进行临床学习。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想继续考博士，而黄志强却让他当5年住院医师。5年后，董家鸿晋升了主治医师，黄志强说，现在可以考博士了。1990年，董家鸿成为黄志强的博士研究生。随着董家鸿的成长，他越来越发现导师的良苦用心，“老师希望培养出医学知识系统、临床功底扎实，同时具备科研能力的学术型外科医生。”
董家鸿说，博学而后为医，一个卓越的医生要有广博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加上长期临床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成为名医的必备积累。
“我们是用时间打磨愈加精湛的名医。”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专家童朝晖介绍，“学医需要的时间和经历难以想象，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住院医规培3年、专科3年，至少17年才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从横向来看，医生要付出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们的主业是看病，然后是带学生、教学，最后还要做好科研。”童朝晖也表示，名医成长，“传承”必不可少。
“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都需要老医生手把手的教，我们带学生都讲究一定要超过老师，因为等我们老了，还需要他们来给我们看病。”童朝晖笑着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其实是医学前进的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医疗水平才能一代一代发展、提升。
仁心历练之路——成千上万的患者成就医生的成长 一个医生一辈子能看多少病人?这个问题让许多医生都难以回答，平时忙于给病人看病，真没算过看过多少病人。而患者与医生是互相成就的过程，“患者寻医问药的同时，也在成就医生。”看过数以万计的病人，仁心自然流露。
“作为医生，仁心、仁术两者缺一不可，但仁心一定要放在仁术前边。一个优秀的医生，一位百姓认可的名医，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认为，只有拥有仁心，医者才能去深切的体会患者的痛苦，从而感同身受，去宽慰、安抚患者。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记得，自己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主任扔出了窗外。“捡回病历后，我实在看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主任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使你非常难堪，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有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是一条生命。”
这句话是王拥军热爱这个专业的开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离生命这么近。成为神经科医生的第二年，王拥军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一个15岁少女，三个月前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那时，解放军301医院黄克维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下了夜班后，王拥军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一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找到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学校。
面对患者、疑难杂症，“一心赴救，永不言弃”即是名医们的真实写照。董家鸿曾遇到过一个终末期复杂肝包虫病患者索南吉，长达六年与肝包虫病殊死抗争。终末期复杂肝包虫病是肝胆外科的手术禁区，“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董家鸿采用世界级难度的离体肝切除术式为患者治疗。他带领团队30余专家，历经19个小时，通过在体和离体双途径，完整切除累及胸腹腔多个脏器的广泛病变，并高质量完成体外肝切除后自体余肝再植和下腔静脉重建，手术成功，索南吉救活了。
疫情大考之路——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每一次大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疫如镜，照见白衣战士的无私和尽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这些白衣战士名字从默默无闻到人尽皆知，他们是：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张定宇、王贵强、陆林、蒋荣猛……
2020年1月9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派，蒋荣猛前往湖北武汉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专家之一。
“我1月9日来武汉的，不是好好地站在你们面前吗?”是蒋荣猛在武汉培训期间的开场白。在武汉，他为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他的工作节奏以分钟计算，每天六七场面授课、跑六七个培训场地，培训了3600多人。从SARS到MERS，从埃博拉到禽流感，从肺鼠疫到新冠肺炎，蒋荣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着疫情走的“抗疫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医生而言并不是一场‘时势造英雄’的机遇，而是一场威胁生命、救死扶伤的闭卷大考，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的一次大考。”焦雅辉说，有幸的是，我们医生们是好样的，经受住了大考。
“超50%的新冠患者亟需心理疏导。”疫情期间，陆林带队三次奔赴武汉，针对新冠患者的康复和心理疏导情况，开展调研和救治工作。9月2日，陆林院士疫后综合征工作室落户武汉市武昌医院，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疫后综合征工作室。他说，一个医生一辈子看到病人数量是有限的，但是科普传播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通过科学的传播，让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人越来越多。
疫情好比“聚光灯”，在“聚光灯”下，中国老百姓看到了医生的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焦雅辉说，一个个“请战”的红手印，一次次不计生死的“逆行”，许多医生“一战成名”，但其实只是展现了医者一如既往的样子。
焦雅辉介绍，比如像钟南山院士，平时，他为了让许多外地来的病人能看上病，八旬高龄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不是只在疫情的“聚光灯”下，医者的职业精神在平时已展露无遗。
科研攻关之路——
不怕坐冷板凳，甘于日复一日
率先、首例、开创……这些关键词总能描绘着一个名医的突出成果，做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攻克了别人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勇于、敢于攀爬医学领域的一个个科研高峰，也是一个医生成就之路所不可或缺的。
“年轻医生，要有成为大医生、学科带头人的梦想和理想。”陆林说，这就要不断总结，尝试一些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初，肝移植在国内还是起步不久的新技术，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但是，当时国际上完成的手术还不到10例，国内尚无一例。
董家鸿带领团队搭建了简陋动物实验手术室，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手术。第一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第二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当实验手术进行到第十九台时，终于成功了。
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他也成为我国首批开展临床肝移植的中青年领军人物之一。1999年，董家鸿团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他和黄志强共同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3年，以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胆病的研究成果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说，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立项到结题平均为11.4年，从结题到提名间隔4.4年。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
2005年，葛均波开始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经过近8年的实验研究，葛均波和他的团队不仅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成功研制出完全可降解的冠脉支架Xinsorb。2014年的一次世界学术大会上，葛均波院士向全世界展示了由中国医生自主研发的Xinsorb支架的人体探索性试验初步结果:Xinsorb率先完成国内最大规模、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名医的造就与成长殊为不易。”董家鸿院士感叹。医生只有经历一番修炼，方能成为护佑民众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乃至整个民族未来的国之健康重器——国之名医。
■“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都需要老医生手把手的教，我们带学生都讲究一定要超过老师，因为等我们老了，还需要他们来给我们看病。”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笑着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其实是医学前进的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医疗水平才能一代一代发展、提升。
■“作为医生，仁心、仁术两者缺一不可，但仁心一定要放在仁术前边。一个优秀的医生，一位百姓认可的名医，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认为，只有拥有仁心，医者才能去深切的体会患者的痛苦，从而感同身受，去宽慰、安抚患者。
■当时王拥军下了夜班后，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301医院黄克维教授看。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一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这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
■上世纪90年代初，肝移植在国内还起步不久，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当时国际上完成的手术还不到10例，国内尚无一例。董家鸿带领团队搭建了简陋动物实验手术室，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手术。第一台失败了、第二台失败了……当进行到第十九台时，终于成功了。
仁术精进之路——名师出高徒，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
名医成长之路，离不开名师提携、医术传承。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心中，恩师黄志强的言传身教对其从医生涯有着深远影响。
1977年10月，董家鸿考取了徐州医学院，从此走上从医之路。“因为想当科学家”，本科毕业后的董家鸿报考了原第三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这里他遇到他的恩师黄志强。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教授一眼便看中董家鸿的潜质，“这名学生条件不错”，并让董家鸿主攻临床。
“想做科研的愿望”，让他心有不甘。黄志强惜字如金却字字珠玑，仅说了一句：“我希望你做临床。”当时，年轻的董家鸿并不理解导师的想法，“为什么师兄师姐可以搞科研，我就不行?”黄志强却说，“做研究也要懂临床。”
1983~1985年，董家鸿只好带着一颗做科研的心，进行临床学习。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想继续考博士，而黄志强却让他当5年住院医师。5年后，董家鸿晋升了主治医师，黄志强说，现在可以考博士了。1990年，董家鸿成为黄志强的博士研究生。随着董家鸿的成长，他越来越发现导师的良苦用心，“老师希望培养出医学知识系统、临床功底扎实，同时具备科研能力的学术型外科医生。”
董家鸿说，博学而后为医，一个卓越的医生要有广博系统的医学理论知识，加上长期临床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成为名医的必备积累。
“我们是用时间打磨愈加精湛的名医。”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专家童朝晖介绍，“学医需要的时间和经历难以想象，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住院医规培3年、专科3年，至少17年才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从横向来看，医生要付出的时间也比较多，我们的主业是看病，然后是带学生、教学，最后还要做好科研。”童朝晖也表示，名医成长，“传承”必不可少。
“没有一个医生是独立成长的，都需要老医生手把手的教，我们带学生都讲究一定要超过老师，因为等我们老了，还需要他们来给我们看病。”童朝晖笑着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其实是医学前进的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医疗水平才能一代一代发展、提升。
仁心历练之路——成千上万的患者成就医生的成长 一个医生一辈子能看多少病人?这个问题让许多医生都难以回答，平时忙于给病人看病，真没算过看过多少病人。而患者与医生是互相成就的过程，“患者寻医问药的同时，也在成就医生。”看过数以万计的病人，仁心自然流露。
“作为医生，仁心、仁术两者缺一不可，但仁心一定要放在仁术前边。一个优秀的医生，一位百姓认可的名医，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认为，只有拥有仁心，医者才能去深切的体会患者的痛苦，从而感同身受，去宽慰、安抚患者。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记得，自己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主任扔出了窗外。“捡回病历后，我实在看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主任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使你非常难堪，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有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是一条生命。”
这句话是王拥军热爱这个专业的开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离生命这么近。成为神经科医生的第二年，王拥军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一个15岁少女，三个月前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那时，解放军301医院黄克维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下了夜班后，王拥军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一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找到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学校。
面对患者、疑难杂症，“一心赴救，永不言弃”即是名医们的真实写照。董家鸿曾遇到过一个终末期复杂肝包虫病患者索南吉，长达六年与肝包虫病殊死抗争。终末期复杂肝包虫病是肝胆外科的手术禁区，“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董家鸿采用世界级难度的离体肝切除术式为患者治疗。他带领团队30余专家，历经19个小时，通过在体和离体双途径，完整切除累及胸腹腔多个脏器的广泛病变，并高质量完成体外肝切除后自体余肝再植和下腔静脉重建，手术成功，索南吉救活了。
疫情大考之路——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每一次大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疫如镜，照见白衣战士的无私和尽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这些白衣战士名字从默默无闻到人尽皆知，他们是：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张定宇、王贵强、陆林、蒋荣猛……
2020年1月9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派，蒋荣猛前往湖北武汉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为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专家之一。
“我1月9日来武汉的，不是好好地站在你们面前吗?”是蒋荣猛在武汉培训期间的开场白。在武汉，他为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他的工作节奏以分钟计算，每天六七场面授课、跑六七个培训场地，培训了3600多人。从SARS到MERS，从埃博拉到禽流感，从肺鼠疫到新冠肺炎，蒋荣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追着疫情走的“抗疫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医生而言并不是一场‘时势造英雄’的机遇，而是一场威胁生命、救死扶伤的闭卷大考，也是对中国医生、中国医疗的一次大考。”焦雅辉说，有幸的是，我们医生们是好样的，经受住了大考。
“超50%的新冠患者亟需心理疏导。”疫情期间，陆林带队三次奔赴武汉，针对新冠患者的康复和心理疏导情况，开展调研和救治工作。9月2日，陆林院士疫后综合征工作室落户武汉市武昌医院，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疫后综合征工作室。他说，一个医生一辈子看到病人数量是有限的，但是科普传播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通过科学的传播，让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人越来越多。
疫情好比“聚光灯”，在“聚光灯”下，中国老百姓看到了医生的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焦雅辉说，一个个“请战”的红手印，一次次不计生死的“逆行”，许多医生“一战成名”，但其实只是展现了医者一如既往的样子。
焦雅辉介绍，比如像钟南山院士，平时，他为了让许多外地来的病人能看上病，八旬高龄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不是只在疫情的“聚光灯”下，医者的职业精神在平时已展露无遗。
科研攻关之路——
不怕坐冷板凳，甘于日复一日
率先、首例、开创……这些关键词总能描绘着一个名医的突出成果，做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攻克了别人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勇于、敢于攀爬医学领域的一个个科研高峰，也是一个医生成就之路所不可或缺的。
“年轻医生，要有成为大医生、学科带头人的梦想和理想。”陆林说，这就要不断总结，尝试一些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初，肝移植在国内还是起步不久的新技术，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但是，当时国际上完成的手术还不到10例，国内尚无一例。
董家鸿带领团队搭建了简陋动物实验手术室，一次次进行动物实验手术。第一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第二台动物实验手术失败了……当实验手术进行到第十九台时，终于成功了。
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他也成为我国首批开展临床肝移植的中青年领军人物之一。1999年，董家鸿团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他和黄志强共同领取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3年，以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胆病的研究成果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说，2018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立项到结题平均为11.4年，从结题到提名间隔4.4年。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
2005年，葛均波开始研制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他与学生们几乎放弃所有休息时间，全部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经过近8年的实验研究，葛均波和他的团队不仅找到了性能良好的聚乳酸类材料，并成功研制出完全可降解的冠脉支架Xinsorb。2014年的一次世界学术大会上，葛均波院士向全世界展示了由中国医生自主研发的Xinsorb支架的人体探索性试验初步结果:Xinsorb率先完成国内最大规模、世界第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名医的造就与成长殊为不易。”董家鸿院士感叹。医生只有经历一番修炼，方能成为护佑民众健康、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乃至整个民族未来的国之健康重器——国之名医。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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