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2003年5月26日，在我从深圳去广州的路上接到姐姐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爸爸检出肺癌，晚期，并多发性骨转移。当时父亲67岁，身体硬朗，每天能走20里地。
我是父亲最宠爱的最小的女儿，告诉父亲病情，让他接受住院安排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坐在父亲床前，告诉他可能病情很重必须住院时，我没敢看他，只是抓住他的手。父亲早有心理准备。
对我们来说，治病的花费不是问题。在回家之前，我就汇了2万，哥哥则让嫂子直接带着5万元飞回老家。下岗的姐姐、姐夫，也悄悄把家里最后的1万元下岗费取了出来。妈妈说，那天爸爸哭了，他说这么重的经济负担，没有一个孩子退却，他一生知足了。
趁父亲还能走
全家组团游
当时，北京的专家对父亲病情的判断是：“晚期，估计最多半年，不必到北京来了。”对医药行业较为了解的哥哥否决了化疗方案，他认为放疗尚可承受，而化疗极其痛苦，对挽救父亲生命徒劳无益，力主尽量让父亲的最后生命，走得有尊严，少些遗憾。
1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顾当时的选择，每一种方案背后，都有着让人难以承受的伦理煎熬。父亲是个非常自尊的读书人，一生饱经风霜，我们决定，趁父亲还可以走，全力满足他人生未了的夙愿。
父亲多年来一直想去桂林看看。在注射完放疗针剂钐-153后，我们一家11口组了个特殊旅游团，飞到桂林，选了家不错的酒店住下，包一辆中巴，雇了导游，每天游玩路线视父亲情形而定，走走歇歇。
从桂林飞到深圳后，我们原准备看医院检查情况，下一站去九寨沟。但拿片子看结果的那天下午，医生说骨转移处又多了3个点。他会越来越痛，随时可能骨折，不可乱走动。
走出医院时，我哭得无法启动汽车。当我没有条件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当我有了条件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就是这样。
疼痛如期而至。父亲坚持要回东北。他这是怕我多花钱，也是真的想回家。
他痛得发抖
却依然暗自抵抗
8月24日，我送父母回北京，由姐夫接他们回家。10月5日，父亲卧床不起。10月底，父亲已不能正常行止，吃喝拉撒全都成了问题。守在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身边，我这才知道负责照顾父亲的姐姐有多么辛劳。
父亲无论如何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我和姐姐每天为他擦身换洗，端屎端尿，满心是忏悔和赎罪。父亲则认为他拖累了我们。我能觉察父亲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痛，父亲似乎直到死，一声都没有叫出来，经常能看到他在抖动、忍耐。杜冷丁只能稍稍缓解疼痛。我们必须每隔几分钟就为他换一个姿势。
我被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包围。你在外再成功，甚至你愿意出再多的钱，也无法在病魔面前为亲人赎回半分尊严。
11月初，我接到任务，必须飞到北京、江苏采访。父亲在姐姐帮助下坐了起来给我送行，似乎耗尽了全部生命力。他说不出话，只能用满是痛苦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
11月27日中午，接到姐姐报丧的电话。站在香港街头，我茫然四顾，没有一滴眼泪：他不用再疼了!他不疼了!
有人后悔治疗
有人后悔没治疗
父亲去后不久，我们无意中得知，哥哥一位同事的父亲，也差不多同时查出肺癌，也是晚期，也是骨转移。但他们选择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案：全力以赴救人。手术、放疗、化疗都做了，我父亲去世几个月，那位老人依然健在。
这让我无限后悔，如果当初我们选择化疗，选择中医，父亲现在还会活着。我不该在父亲人生最紧要的关头，用消极的人生观替他抉择。哥哥同样为他力主的方案深深自责，它甚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后来，那位同事听了哥哥的自责后，却反过来说，他为父亲选择积极治疗的方案让他后悔一辈子。因为做完手术后立即放化疗，他父亲一进医院就永远躺在床上，完全没有机会像我父亲那样来回走动。
他父亲在病床上坚持了一年，后来癌细胞转移到颈椎，为做手术，先在头骨上打进两个螺丝，然后系上秤砣一样的重物，用滑轮控制，做牵引，拉伸颈部好几天，然后才能手术。这种酷刑般的场面，让他几近崩溃。他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
为了他父亲多活的半年多，他们不惜代价选用最好的药，前后花费了70多万元，但结果还是让他父亲几乎变成植物人。那多活的半年，是毫无生命质量的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半年。如果早知道结果，他们说什么也不会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选择这种不计代价的治疗方案。
这个截然不同的悲剧，暂时缓解了我们的愧疚。在癌症面前，无论做儿女的怎么选择，最终留给我们的，都是无尽的悔恨和遗憾。
我是父亲最宠爱的最小的女儿，告诉父亲病情，让他接受住院安排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坐在父亲床前，告诉他可能病情很重必须住院时，我没敢看他，只是抓住他的手。父亲早有心理准备。
对我们来说，治病的花费不是问题。在回家之前，我就汇了2万，哥哥则让嫂子直接带着5万元飞回老家。下岗的姐姐、姐夫，也悄悄把家里最后的1万元下岗费取了出来。妈妈说，那天爸爸哭了，他说这么重的经济负担，没有一个孩子退却，他一生知足了。
趁父亲还能走
全家组团游
当时，北京的专家对父亲病情的判断是：“晚期，估计最多半年，不必到北京来了。”对医药行业较为了解的哥哥否决了化疗方案，他认为放疗尚可承受，而化疗极其痛苦，对挽救父亲生命徒劳无益，力主尽量让父亲的最后生命，走得有尊严，少些遗憾。
1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顾当时的选择，每一种方案背后，都有着让人难以承受的伦理煎熬。父亲是个非常自尊的读书人，一生饱经风霜，我们决定，趁父亲还可以走，全力满足他人生未了的夙愿。
父亲多年来一直想去桂林看看。在注射完放疗针剂钐-153后，我们一家11口组了个特殊旅游团，飞到桂林，选了家不错的酒店住下，包一辆中巴，雇了导游，每天游玩路线视父亲情形而定，走走歇歇。
从桂林飞到深圳后，我们原准备看医院检查情况，下一站去九寨沟。但拿片子看结果的那天下午，医生说骨转移处又多了3个点。他会越来越痛，随时可能骨折，不可乱走动。
走出医院时，我哭得无法启动汽车。当我没有条件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当我有了条件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就是这样。
疼痛如期而至。父亲坚持要回东北。他这是怕我多花钱，也是真的想回家。
他痛得发抖
却依然暗自抵抗
8月24日，我送父母回北京，由姐夫接他们回家。10月5日，父亲卧床不起。10月底，父亲已不能正常行止，吃喝拉撒全都成了问题。守在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身边，我这才知道负责照顾父亲的姐姐有多么辛劳。
父亲无论如何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我和姐姐每天为他擦身换洗，端屎端尿，满心是忏悔和赎罪。父亲则认为他拖累了我们。我能觉察父亲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痛，父亲似乎直到死，一声都没有叫出来，经常能看到他在抖动、忍耐。杜冷丁只能稍稍缓解疼痛。我们必须每隔几分钟就为他换一个姿势。
我被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包围。你在外再成功，甚至你愿意出再多的钱，也无法在病魔面前为亲人赎回半分尊严。
11月初，我接到任务，必须飞到北京、江苏采访。父亲在姐姐帮助下坐了起来给我送行，似乎耗尽了全部生命力。他说不出话，只能用满是痛苦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
11月27日中午，接到姐姐报丧的电话。站在香港街头，我茫然四顾，没有一滴眼泪：他不用再疼了!他不疼了!
有人后悔治疗
有人后悔没治疗
父亲去后不久，我们无意中得知，哥哥一位同事的父亲，也差不多同时查出肺癌，也是晚期，也是骨转移。但他们选择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案：全力以赴救人。手术、放疗、化疗都做了，我父亲去世几个月，那位老人依然健在。
这让我无限后悔，如果当初我们选择化疗，选择中医，父亲现在还会活着。我不该在父亲人生最紧要的关头，用消极的人生观替他抉择。哥哥同样为他力主的方案深深自责，它甚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后来，那位同事听了哥哥的自责后，却反过来说，他为父亲选择积极治疗的方案让他后悔一辈子。因为做完手术后立即放化疗，他父亲一进医院就永远躺在床上，完全没有机会像我父亲那样来回走动。
他父亲在病床上坚持了一年，后来癌细胞转移到颈椎，为做手术，先在头骨上打进两个螺丝，然后系上秤砣一样的重物，用滑轮控制，做牵引，拉伸颈部好几天，然后才能手术。这种酷刑般的场面，让他几近崩溃。他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
为了他父亲多活的半年多，他们不惜代价选用最好的药，前后花费了70多万元，但结果还是让他父亲几乎变成植物人。那多活的半年，是毫无生命质量的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半年。如果早知道结果，他们说什么也不会为了万分之一的可能，选择这种不计代价的治疗方案。
这个截然不同的悲剧，暂时缓解了我们的愧疚。在癌症面前，无论做儿女的怎么选择，最终留给我们的，都是无尽的悔恨和遗憾。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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