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我的全部证件，我没有买到票，车站不允许我上车补票，谁愿意帮我把这个箱子带回郑州。”
5月1日，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医生方泽民拖着一个箱子，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大声呼喊。
方泽民医师是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中的一员，他拉的箱子里是一颗爱心肺源。
然而，却遭遇了转运难题。
候车室里
大声呼救
4月30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位脑死亡患者捐献肺源，国家网络器官分配系统将它分配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患者。由于北京正值疫情管控期间，受郑大一附院委托，中日医院获取捐献的供肺，再转运到北京西站，由方泽民医生在火车站进行交接后带回郑州。
5月1日中午，方泽民医生根据计划买了12点13分的高铁车票，但由于供体时间的不确定性，他与车站工作人员沟通，希望能改签13点30分的一班车或者上车补票。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方医生将国家器官分配书以及介绍信、身份证、车次信息等能证明的证件都拿了出来，但对方说疫情期间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上车补票，拒绝了方泽民医生。
方泽民医生随后连续多次抢票，无果后他着急地在候车室里大声呼救。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教授等也立即发微博求助。
万幸的是，方医生呼救几分钟后，候车室里一位肖姓女士举起了手，答应帮忙转运肺源。
在陈静瑜教授线上呼吁的帮助下，一位好心网友退了票，方医生得以成功抢到一张票。方医生顺利登上高铁，带着肺源回到郑州，并已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
绿色通道
源于肺源保存难
器官的运输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捐献者的器官从离开身体，到移植到接受者体内这段时间，在医学上叫‘冷缺血时间’。
缺血时间越长，器官的质量及器官接受者的预后越差，生存率越低。例如，肾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24小时、肝脏为12小时、肺脏为8～12小时、心脏为6～8小时。以肺器官为例，其实，留给路上转运的时间只有6小时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曾在2018年12月，中日医院召开的肺移植百例工作总结会上谈到：“我们不缺供给，我们缺受者。去年有5146患者捐献了肺器官，我们的肺源只用了4%~5%。如果按照国外20%的肺源可利用标准，我们一年至少可做1000台肺移植手术。”
但这并不是需要肺移植的患者人数不足，在王辰院士看来，因为呼吸科学科发展和医保等问题，很多患者失去了新生的机会，也让宝贵的肺源白白浪费了。
而肺器官被浪费的原因之一就是肺的保存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陈静瑜教授在2016年之前，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初衷。
2016年就已开启
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其实并非是新鲜物，2016年5月6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提出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可以享受“快速通关、优先承运”的便利。
《通知》规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工作人员通过民航飞机运输时，如出现飞机晚点或流量控制等情况，民航部门可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误点时优先安排临近航班。通过铁路运输时，如出现误点情况，铁路部门可优先安排临近车次，必要时可登车后补票。
当OPO预计不能及时到达火车站时，应当主动通过器官转运绿色通道24小时应急电话联系铁路部门说明情况，启动应急预案。铁路部门协助OPO改签临近车次。如列车座位不足，可在铁路部门联系人协助下先登车后补票，确保OPO最快出发，尽量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运输时间。
关于外界对车站不允许补票的质疑，事后铁路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防疫期间按规定不允许上车补票，因为必须知道每个人的行程车站，当时不开这个口子，也是为了避免上车了，查不着这个人的行程。”
5月1日晚，北京西站相关人员主动联系到陈静瑜教授，双方进行了沟通，工作人员表示，会进一步学习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相关文件，今后进一步完善工作，支持绿色通道。
“只希望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今后能更畅通些。”方泽民医生感叹。
5月1日，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医生方泽民拖着一个箱子，在北京西站候车室大声呼喊。
方泽民医师是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中的一员，他拉的箱子里是一颗爱心肺源。
然而，却遭遇了转运难题。
候车室里
大声呼救
4月30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位脑死亡患者捐献肺源，国家网络器官分配系统将它分配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患者。由于北京正值疫情管控期间，受郑大一附院委托，中日医院获取捐献的供肺，再转运到北京西站，由方泽民医生在火车站进行交接后带回郑州。
5月1日中午，方泽民医生根据计划买了12点13分的高铁车票，但由于供体时间的不确定性，他与车站工作人员沟通，希望能改签13点30分的一班车或者上车补票。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方医生将国家器官分配书以及介绍信、身份证、车次信息等能证明的证件都拿了出来，但对方说疫情期间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上车补票，拒绝了方泽民医生。
方泽民医生随后连续多次抢票，无果后他着急地在候车室里大声呼救。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教授等也立即发微博求助。
万幸的是，方医生呼救几分钟后，候车室里一位肖姓女士举起了手，答应帮忙转运肺源。
在陈静瑜教授线上呼吁的帮助下，一位好心网友退了票，方医生得以成功抢到一张票。方医生顺利登上高铁，带着肺源回到郑州，并已成功移植到患者身上。
绿色通道
源于肺源保存难
器官的运输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捐献者的器官从离开身体，到移植到接受者体内这段时间，在医学上叫‘冷缺血时间’。
缺血时间越长，器官的质量及器官接受者的预后越差，生存率越低。例如，肾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24小时、肝脏为12小时、肺脏为8～12小时、心脏为6～8小时。以肺器官为例，其实，留给路上转运的时间只有6小时左右。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曾在2018年12月，中日医院召开的肺移植百例工作总结会上谈到：“我们不缺供给，我们缺受者。去年有5146患者捐献了肺器官，我们的肺源只用了4%~5%。如果按照国外20%的肺源可利用标准，我们一年至少可做1000台肺移植手术。”
但这并不是需要肺移植的患者人数不足，在王辰院士看来，因为呼吸科学科发展和医保等问题，很多患者失去了新生的机会，也让宝贵的肺源白白浪费了。
而肺器官被浪费的原因之一就是肺的保存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陈静瑜教授在2016年之前，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初衷。
2016年就已开启
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其实并非是新鲜物，2016年5月6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提出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可以享受“快速通关、优先承运”的便利。
《通知》规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工作人员通过民航飞机运输时，如出现飞机晚点或流量控制等情况，民航部门可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误点时优先安排临近航班。通过铁路运输时，如出现误点情况，铁路部门可优先安排临近车次，必要时可登车后补票。
当OPO预计不能及时到达火车站时，应当主动通过器官转运绿色通道24小时应急电话联系铁路部门说明情况，启动应急预案。铁路部门协助OPO改签临近车次。如列车座位不足，可在铁路部门联系人协助下先登车后补票，确保OPO最快出发，尽量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运输时间。
关于外界对车站不允许补票的质疑，事后铁路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防疫期间按规定不允许上车补票，因为必须知道每个人的行程车站，当时不开这个口子，也是为了避免上车了，查不着这个人的行程。”
5月1日晚，北京西站相关人员主动联系到陈静瑜教授，双方进行了沟通，工作人员表示，会进一步学习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相关文件，今后进一步完善工作，支持绿色通道。
“只希望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今后能更畅通些。”方泽民医生感叹。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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