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确诊了，如何找到更多接触者隔离观察?
如何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来防疫?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群人，病人也许会无可计数，再多舍生忘死的医生也忙不过来，而这些幕后英雄，就是疾控工作者!
流调、检测、预判、患教、问询……在防疫一线，如果说一线医务工作者是与病魔直接交锋，那么疾控工作者就是从后方包抄，抽丝剥茧，让病毒无处遁形，全力遏制病毒蔓延，为科学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为高效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先机。
图为2月1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达湖北恩施开展检测工作。中国疾控中心供图 跟踪摸排
切断病毒传播的特种部队
“今天完成了5个患者的流调工作，时间非常紧张，都是重症!”武汉市某定点医院ICU病房内，武汉市疾控中心流调一队队长刘聪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口罩勒得脸部一阵阵疼。
刘聪原本是武汉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干预室的职员，1月2日，了解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缺人后，他主动请缨上一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每位确诊患者的背后，都能“揪”出一批需要隔离观察的人群。哪儿有病人或疑似病人，疾控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身穿防护服，戴着面罩、护目镜、双层手套，从患者基本情况、发病和救治经过、接触了哪些人、暴露因素分析(追溯感染来源)、标本采集情况进行详细询问、记录，还原调查对象的生活轨迹，判定疫点、密切接触者及需要采取的防控措施，工作繁琐而耗时。
有一次，刘聪碰到一位72岁的患者，病重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但当老人得知刘聪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调查是为了控制疫情提供线索的时候，在医护人员的支持下，老人家还是毅然地配合调查。提到这一幕，刘聪有些哽咽。“虽然做流调如同大海捞针般艰难，但漏掉一个，就多了一个潜在的高危风险。”
每个报告的病例都要做流行病学调查，有一次一个区一天要做146个病人，每个病人都要打电话，甚至接到很多重症的病人电话时，他们都是哭着在接听……”回忆和武汉疾控一线人员的工作接触，上海市疾控中心任宏感叹。
每天的外出调查工作都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现在每天晚上刘聪还要将当天的信息形成新的流调表及个案流调报告，并坚持将数据录入上报。在疫情初期，刘聪还参与编写了相关病例对照方案，这些都为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病原检测
守好新冠肺炎确诊最后一关
凌晨3点，黄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的灯还亮着。近一个月来，“60后”老技师周军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他承担的正是病毒检测工作中最危险的环节——病毒提取。
按照生物安全的相关规定，检验人员必须采用生物安全三级个人防护。每次进实验室，都要着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双层手套。为了保障人员安全，在此期间还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
第一次穿着防护服走出实验室的时候，周军的全身上下都湿透了。由于疫情严峻、工作繁忙，周军也已经好多天没跟8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了。只能隔三岔五视频一次，报声平安。“如果你只是我的儿子，我很舍不得你顶着不确定的危险进行实验。可你是一名疾控战士，必须好好工作，黄石人民比我更需要你……”同是卫生工作者的母亲在视频里跟周军嘱咐。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成为判断疑似患者是否感染的重要依据之一。临床上怀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样本都被送到这里进行检测，检测人员成为与病毒近身“交战”之人。
由于疫情发展，检测标本不断增多，工作量也随之增大。既要保证快速，又要保证结果准确，因此，不分昼夜连续工作成了黄石疾控中心检测人员的家常便饭。
“防控疫情就是一个科学、完整、有序的运行体系，决不能在我们这一环掉链子。”黄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主任刘勇说。
黄石市疾控中心19名检验人员24小时轮班连轴转。他们常常彻夜不眠，实在累极了便找个地方打盹，稍有恢复便投入下一轮的检测;饿了也顾不上吃饭，经常靠一碗泡面充饥……只为第一时间将检测结果传递给下一棒的疫情防控接力者——送检医疗机构，守好新冠肺炎诊断的最后一道关口。
而这也是全国疾控中心检测人员的缩影。
预判走势
为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1月25日，继第一批临床医护人员抵达武汉之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宏、朱奕奕、郭雁飞，作为全国第一批公共卫生人员支援中的支援武汉。
和上海队同时到达的还有江苏疾控的小队，他们和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武汉市等各级疾控人会合后并肩作战，疾控人提供的疫情分析汇总，成为了疫情防控的决策依据之一。
任宏博士担任队长。她长期在急性传染病防治、肝炎防治部门工作，是上海市肝炎防控各项规划方案的起草人。这一次新冠病毒虽然是呼吸道疾病，但她长期研究的地理信息系统派上了大用处。
“我们来之前，这里的疫情都是每天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呈现。而我们所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有一套地理信息的系统，其实就是把疫情在地图上呈现出来，很直观，如果看到地图上显示很红，那么这个地方疫情一定很严重。”
到武汉后，任宏就特地去申请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正版地图，在此基础上，根据已知病例在地图上的一些分布，可以对这个地方的疫情判断更充分，甚至可以能够推测出它的发病的一个传播力度，为接下来的干预提供依据。
“疫情防控还非常紧迫。我们想做一些死亡地理信息的分析，看看它高发的那些街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救治重要，但疾控中心在重大疫情处置当中的专业性更需要被重视，需要给基层疾控人员专业声音一个话筒。”
近半个月来，不仅是上海，包括北京、天津、广东、黑龙江、吉林、海南等各省市都派出了疾控团队驰援武汉，支援当地疾控中心开展实验室检验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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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来防疫?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群人，病人也许会无可计数，再多舍生忘死的医生也忙不过来，而这些幕后英雄，就是疾控工作者!
流调、检测、预判、患教、问询……在防疫一线，如果说一线医务工作者是与病魔直接交锋，那么疾控工作者就是从后方包抄，抽丝剥茧，让病毒无处遁形，全力遏制病毒蔓延，为科学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为高效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先机。
图为2月1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达湖北恩施开展检测工作。中国疾控中心供图 跟踪摸排
切断病毒传播的特种部队
“今天完成了5个患者的流调工作，时间非常紧张，都是重症!”武汉市某定点医院ICU病房内，武汉市疾控中心流调一队队长刘聪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口罩勒得脸部一阵阵疼。
刘聪原本是武汉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干预室的职员，1月2日，了解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缺人后，他主动请缨上一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每位确诊患者的背后，都能“揪”出一批需要隔离观察的人群。哪儿有病人或疑似病人，疾控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身穿防护服，戴着面罩、护目镜、双层手套，从患者基本情况、发病和救治经过、接触了哪些人、暴露因素分析(追溯感染来源)、标本采集情况进行详细询问、记录，还原调查对象的生活轨迹，判定疫点、密切接触者及需要采取的防控措施，工作繁琐而耗时。
有一次，刘聪碰到一位72岁的患者，病重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但当老人得知刘聪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展调查是为了控制疫情提供线索的时候，在医护人员的支持下，老人家还是毅然地配合调查。提到这一幕，刘聪有些哽咽。“虽然做流调如同大海捞针般艰难，但漏掉一个，就多了一个潜在的高危风险。”
每个报告的病例都要做流行病学调查，有一次一个区一天要做146个病人，每个病人都要打电话，甚至接到很多重症的病人电话时，他们都是哭着在接听……”回忆和武汉疾控一线人员的工作接触，上海市疾控中心任宏感叹。
每天的外出调查工作都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现在每天晚上刘聪还要将当天的信息形成新的流调表及个案流调报告，并坚持将数据录入上报。在疫情初期，刘聪还参与编写了相关病例对照方案，这些都为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病原检测
守好新冠肺炎确诊最后一关
凌晨3点，黄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的灯还亮着。近一个月来，“60后”老技师周军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他承担的正是病毒检测工作中最危险的环节——病毒提取。
按照生物安全的相关规定，检验人员必须采用生物安全三级个人防护。每次进实验室，都要着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双层手套。为了保障人员安全，在此期间还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
第一次穿着防护服走出实验室的时候，周军的全身上下都湿透了。由于疫情严峻、工作繁忙，周军也已经好多天没跟8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了。只能隔三岔五视频一次，报声平安。“如果你只是我的儿子，我很舍不得你顶着不确定的危险进行实验。可你是一名疾控战士，必须好好工作，黄石人民比我更需要你……”同是卫生工作者的母亲在视频里跟周军嘱咐。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成为判断疑似患者是否感染的重要依据之一。临床上怀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样本都被送到这里进行检测，检测人员成为与病毒近身“交战”之人。
由于疫情发展，检测标本不断增多，工作量也随之增大。既要保证快速，又要保证结果准确，因此，不分昼夜连续工作成了黄石疾控中心检测人员的家常便饭。
“防控疫情就是一个科学、完整、有序的运行体系，决不能在我们这一环掉链子。”黄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主任刘勇说。
黄石市疾控中心19名检验人员24小时轮班连轴转。他们常常彻夜不眠，实在累极了便找个地方打盹，稍有恢复便投入下一轮的检测;饿了也顾不上吃饭，经常靠一碗泡面充饥……只为第一时间将检测结果传递给下一棒的疫情防控接力者——送检医疗机构，守好新冠肺炎诊断的最后一道关口。
而这也是全国疾控中心检测人员的缩影。
预判走势
为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1月25日，继第一批临床医护人员抵达武汉之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宏、朱奕奕、郭雁飞，作为全国第一批公共卫生人员支援中的支援武汉。
和上海队同时到达的还有江苏疾控的小队，他们和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武汉市等各级疾控人会合后并肩作战，疾控人提供的疫情分析汇总，成为了疫情防控的决策依据之一。
任宏博士担任队长。她长期在急性传染病防治、肝炎防治部门工作，是上海市肝炎防控各项规划方案的起草人。这一次新冠病毒虽然是呼吸道疾病，但她长期研究的地理信息系统派上了大用处。
“我们来之前，这里的疫情都是每天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呈现。而我们所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有一套地理信息的系统，其实就是把疫情在地图上呈现出来，很直观，如果看到地图上显示很红，那么这个地方疫情一定很严重。”
到武汉后，任宏就特地去申请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正版地图，在此基础上，根据已知病例在地图上的一些分布，可以对这个地方的疫情判断更充分，甚至可以能够推测出它的发病的一个传播力度，为接下来的干预提供依据。
“疫情防控还非常紧迫。我们想做一些死亡地理信息的分析，看看它高发的那些街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救治重要，但疾控中心在重大疫情处置当中的专业性更需要被重视，需要给基层疾控人员专业声音一个话筒。”
近半个月来，不仅是上海，包括北京、天津、广东、黑龙江、吉林、海南等各省市都派出了疾控团队驰援武汉，支援当地疾控中心开展实验室检验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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