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遭受了又一次巨大挑战。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传染病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但现阶段，其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爆发。”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对这次新冠疫情体会深刻，这次两会，他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关注。他表示，对比“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可以看到，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千万级人口规模的高密度城市，可以在以飞机、高铁为交通工具的人员高流动性背景下，为同类规模的疫情做好预先的“空间”准备。
朱同玉委员介绍，综合各地新冠肺炎病例救治的情况看，此次疫情暴露出我们的短板。一是我国缺少大体量的区域性应急医学中心和战略储备中心，难以有效应对突发大体量的公共卫生事件。全国范围内，传染病医院数量不少，但普遍规模较小、学科设置单一，床位数、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施等均相对有限，不能满足区域集中救治需要。若发生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超大型城市只能通过建设方舱医院等临时机构应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二是传染病医院生存艰难，综合性医院应对乏力，关键时刻难以承担传染病救治的应急任务。传染病医院常被戏称为“丐帮”，承担更多公益性任务，自身经济平衡能力弱，政府经济补偿更显不足；医护队伍职业风险较大，发展前景有限，地位不高、待遇偏低；而综合性医院机动能力和布局要求无法满足烈性传染病救治要求，应对乏力。
三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应急技术储备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需要一定规模的、覆盖可能出现的各类病原体的技术研发储备。若技术储备不足，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爆发之际，一无有效技术可用、二无有效方案可循，只能采取经验治疗，严重影响救治效率和结果。
目前，我国结核、乙型肝炎、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全球范围内，新发突发传染病每年都在发生(如SARS、禽流感、MERS、埃博拉、寨卡病毒、2019新冠状病毒等)，已成为常态。
为有效、从容应对百年一遇大疫情的袭击，朱同玉委员这次建议，我们不但要有疾病预防体系建设的先手，也需要传染病救治体系完善的后手，需要规划布局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特点，为应对10万人级别的全国性疫情爆发，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其中，日常开放床位1000-2000张，用于“平”时临床诊疗。“战”时床位2000-3000张，可规划为应急床位，在疫情暴发时收治感染病例，无疫情时用于开展临床研究等；也可参照以色列等国家的模式，设计为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战时迅速转化成病床。“平战”结合的应急医学中心在疫情爆发短时间内，即可收治大量病例，为其他医院床位腾挪赢得时间，将疫情的损失降到最低。
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具备三大功能：一是区域范围内病例应急救治，在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大规模灾害事件发生后，提供紧急医疗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城市安全；二是快速确认、鉴定病原体，为临床救治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为新发病原体可能导致的疫情提供早期预警；三是研发、创新预防、诊断、治疗技术，尤其是研究和储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技术。故，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快速机动、医学诊断、临床救治、创新研发等综合能力。
建设集生物与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创新与知识创造、助推生物医药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是当前迫切的需求，将显著提高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能力，在应急备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同步发挥价值和效益，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另一支“火箭军”。(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运营：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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