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障碍出行推广者之死
这是一个让人扼腕的故事：无障碍出行的一位推广者，死在一条存在障碍的路上。3个月前，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始人文军在又一次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时，坐着轮椅摔倒在地，再没醒过来。
这条路上，没有警示线或指示牌，尽头是一个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人们推测，坐在轮椅上比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冲下去时头部着地，导致死亡。
被忽视
哪有那么多残疾人?
有一回，张娥需要使用机场的无障碍卫生间。她跟着指示牌到了门口，却发现卫生间被锁住。她等保洁人员来到，等他们把门打开，把存放的大包小卷挨个拉出。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进了卫生间。
刚挪到马桶上，拽着扶手，她听到“哐当”一声，手里的扶手连同螺丝一同从墙上掉下来，她一头栽到墙上。这个原本已在美国独立生活多年的女孩，感觉自己跌回了小时候那种“寸步难行”的状态。
张娥记得，在很多个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口，管理者对她理直气壮地解释里面堆满杂物的原因，“我们这好长时间都看不见一个残疾人。”
因此，她经常坐地铁出行，一个目的是，让工作人员知道她的存在。“我需要你的设施，它的存在有意义，你要不断保持、维护它，而不是让它落灰，然后失灵。”
比起不完善的设施，更令人惊诧的是人们的不以为意。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疑惑，“在路上，哪儿有那么多的残疾人啊?”
中国残联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等于几乎每100名中国人里就有6名是残疾人。轮椅上的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认为，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多数情况下还不友好。因为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居高临下”，这些残疾朋友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权利意识。
道被堵
他只能拨打“120”求助
很多残疾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因为路口突然出现的台阶而摔过跟头。他们摔下的姿势往往触目惊心：连人带轮椅一起斜摔在地上，或是轮椅直接倒扣，搞不好还会出现二次伤害。一些人不知不觉间发生过骨折。
另一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走了很长一段人行道，到了尽头发现没路，只好原路返回，拐到马路上，与机动车一同穿行——这意味着，一旦出事，还要承担违法的责任。
“大程子好妹妹”就曾出过一次车祸。当时，人行道被堵，她被迫移到马路上。一辆小货车从后面追尾，把她撞到地上。
此外，一些司机公共意识不强，占用了无障碍通道。这些车辆停在无障碍通道处，并未得到监管与处罚。文军的好友、北京截瘫者之家曾经的负责人唐敬新曾在小区门口犯过两次难。
那是晚上11点多，他划着轮椅来到小区，楼门却被堵了——有人把车横在了小区门前，只留出一个人的身位。他叫来小区的保安。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保安喊来两三个人，一起把他连人带轮椅举起，从车顶与门顶的缝隙里塞过去了。
另一回更加无力。他从楼道下去准备出门，可门再次被堵。这一次，他连保安也喊不到，拿起电话，他只能按下“120”。
在国外
常忘了自己是残疾人
爱好旅行的纪寻，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在国外，她可以开着电动轮椅，在指定道路上穿梭，有时比走路还快，那时她常常忘了自己残疾的事实。
在水城威尼斯，她几乎没费功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轮椅上岸的码头;在摩洛哥，无障碍设施并不达标，但旅行社在她去沙漠前，为她准备了可移动马桶和洗澡椅。
回国后，纪寻每一次出门却会“提心吊胆”，“走到哪儿就会有个地方是几层台阶，下不去。”她不得不舍弃了电动轮椅。这种轮椅加上人一共400多斤重，“不得不找人帮忙时，你说怎么抬?”
在她的印象里，欧洲的无障碍设施较为完善。比如巴黎，城市旅游局的页面里，会专门提及景点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用红框标注了无障碍线路;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撰写了包括旅游景点、热门餐厅信息的指南。
相比之下，在中国，这些零星的信息掺杂在普通人的评价中，要他们一点点去扒。
从酒店公开的照片里看道路是否平坦，从客人上传的房间照片拼凑出卫生间的全貌。如果想要获取更细致的信息，往往还需要打电话给酒店确认，可多数时候，前台工作人员的反应都是茫然。因此，很多残障人士不得不把活动范围尽量缩小到安全范围。
文军这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一直致力于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去过南非，到过越南，也在印度和尼泊尔留下足迹。遗憾的是，他死在了考察路线的途中。
无障碍理念
正在一点点推进
如今面对偏见，纪寻不再像15岁时一样躲在教室里痛哭。她不再认可自己是个“麻烦”的身份，反而理直气壮地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有时候，她也会站出来质疑不公正，争取合理的权利。
无障碍的理念正在推进，在纪寻看来，就像“(小孩儿的)牙齿一点点地长大”。
拿北京来说，举办奥运会之前，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如今，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他们也注意到，不少高层次论坛以无障碍为主题陆续开展。多个知名高校陆续成立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有的城市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
民间的努力从来不曾缺乏。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建筑学院副教授邵磊曾带着学生，基于街景地图数据一点点“抠”出北京五环内公交站点无障碍环境情况。除了坡道，魏鹏刚的团队还计划着再把公共卫生间“摸摸底”。
曾有337位残障人士联名给高德地图写信，一个月后，高德地图上线了无障碍电梯的指示服务。
像邵磊说的，无障碍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它更是一种融入所有设施里的属性。要重视无障碍包容性，就需要政府增加投入，加大重视，同时实现全方位的公共参与、共商共治。摘自中国青年报，王景烁/文，樊豹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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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去过北京地铁北土城站体验无障碍，结果，站内是很高的台阶，并没有适合残疾人通行的通道，我是被抬下去的。”作为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无障碍设施极为关注。2017年6月2日出版的健康时报刊发了调查报道《无障碍设施大都成了摆设》，为无障碍化出行出谋划策。扫码阅读往期精彩内容
这是一个让人扼腕的故事：无障碍出行的一位推广者，死在一条存在障碍的路上。3个月前，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始人文军在又一次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时，坐着轮椅摔倒在地，再没醒过来。
这条路上，没有警示线或指示牌，尽头是一个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人们推测，坐在轮椅上比常人低半个身位的文军，因为轮椅的重力，很可能冲下去时头部着地，导致死亡。
被忽视
哪有那么多残疾人?
有一回，张娥需要使用机场的无障碍卫生间。她跟着指示牌到了门口，却发现卫生间被锁住。她等保洁人员来到，等他们把门打开，把存放的大包小卷挨个拉出。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进了卫生间。
刚挪到马桶上，拽着扶手，她听到“哐当”一声，手里的扶手连同螺丝一同从墙上掉下来，她一头栽到墙上。这个原本已在美国独立生活多年的女孩，感觉自己跌回了小时候那种“寸步难行”的状态。
张娥记得，在很多个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口，管理者对她理直气壮地解释里面堆满杂物的原因，“我们这好长时间都看不见一个残疾人。”
因此，她经常坐地铁出行，一个目的是，让工作人员知道她的存在。“我需要你的设施，它的存在有意义，你要不断保持、维护它，而不是让它落灰，然后失灵。”
比起不完善的设施，更令人惊诧的是人们的不以为意。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疑惑，“在路上，哪儿有那么多的残疾人啊?”
中国残联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等于几乎每100名中国人里就有6名是残疾人。轮椅上的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认为，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多数情况下还不友好。因为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居高临下”，这些残疾朋友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权利意识。
道被堵
他只能拨打“120”求助
很多残疾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因为路口突然出现的台阶而摔过跟头。他们摔下的姿势往往触目惊心：连人带轮椅一起斜摔在地上，或是轮椅直接倒扣，搞不好还会出现二次伤害。一些人不知不觉间发生过骨折。
另一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走了很长一段人行道，到了尽头发现没路，只好原路返回，拐到马路上，与机动车一同穿行——这意味着，一旦出事，还要承担违法的责任。
“大程子好妹妹”就曾出过一次车祸。当时，人行道被堵，她被迫移到马路上。一辆小货车从后面追尾，把她撞到地上。
此外，一些司机公共意识不强，占用了无障碍通道。这些车辆停在无障碍通道处，并未得到监管与处罚。文军的好友、北京截瘫者之家曾经的负责人唐敬新曾在小区门口犯过两次难。
那是晚上11点多，他划着轮椅来到小区，楼门却被堵了——有人把车横在了小区门前，只留出一个人的身位。他叫来小区的保安。等了一个多小时后，保安喊来两三个人，一起把他连人带轮椅举起，从车顶与门顶的缝隙里塞过去了。
另一回更加无力。他从楼道下去准备出门，可门再次被堵。这一次，他连保安也喊不到，拿起电话，他只能按下“120”。
在国外
常忘了自己是残疾人
爱好旅行的纪寻，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5年，去过近30个国家自助旅行。在国外，她可以开着电动轮椅，在指定道路上穿梭，有时比走路还快，那时她常常忘了自己残疾的事实。
在水城威尼斯，她几乎没费功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轮椅上岸的码头;在摩洛哥，无障碍设施并不达标，但旅行社在她去沙漠前，为她准备了可移动马桶和洗澡椅。
回国后，纪寻每一次出门却会“提心吊胆”，“走到哪儿就会有个地方是几层台阶，下不去。”她不得不舍弃了电动轮椅。这种轮椅加上人一共400多斤重，“不得不找人帮忙时，你说怎么抬?”
在她的印象里，欧洲的无障碍设施较为完善。比如巴黎，城市旅游局的页面里，会专门提及景点无障碍的信息;公交系统的网站，用红框标注了无障碍线路;经验丰富的残障旅行者撰写了包括旅游景点、热门餐厅信息的指南。
相比之下，在中国，这些零星的信息掺杂在普通人的评价中，要他们一点点去扒。
从酒店公开的照片里看道路是否平坦，从客人上传的房间照片拼凑出卫生间的全貌。如果想要获取更细致的信息，往往还需要打电话给酒店确认，可多数时候，前台工作人员的反应都是茫然。因此，很多残障人士不得不把活动范围尽量缩小到安全范围。
文军这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一直致力于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去过南非，到过越南，也在印度和尼泊尔留下足迹。遗憾的是，他死在了考察路线的途中。
无障碍理念
正在一点点推进
如今面对偏见，纪寻不再像15岁时一样躲在教室里痛哭。她不再认可自己是个“麻烦”的身份，反而理直气壮地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有时候，她也会站出来质疑不公正，争取合理的权利。
无障碍的理念正在推进，在纪寻看来，就像“(小孩儿的)牙齿一点点地长大”。
拿北京来说，举办奥运会之前，无障碍设施没那么完善，门口常常是几层的台阶，没有连贯的坡道。如今，他们的轮椅可以定制了，路越来越平了。他们也注意到，不少高层次论坛以无障碍为主题陆续开展。多个知名高校陆续成立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有的城市打出了无障碍城市的标志。
民间的努力从来不曾缺乏。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建筑学院副教授邵磊曾带着学生，基于街景地图数据一点点“抠”出北京五环内公交站点无障碍环境情况。除了坡道，魏鹏刚的团队还计划着再把公共卫生间“摸摸底”。
曾有337位残障人士联名给高德地图写信，一个月后，高德地图上线了无障碍电梯的指示服务。
像邵磊说的，无障碍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它更是一种融入所有设施里的属性。要重视无障碍包容性，就需要政府增加投入，加大重视，同时实现全方位的公共参与、共商共治。摘自中国青年报，王景烁/文，樊豹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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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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