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镜里的大医人生
上接3版
后来他才知道，584分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而当时，周平红所在的高中，本科升学率只有5%，全校理科班一共才录取了5个本科生。
就这样，周平红如愿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上海医科大学。“当时的班主任在开学前花45元给我买了套杉杉牌西装。”周平红停顿了几秒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套西装。老师告诉我，你一定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医生。周平红记住了这句话。
“拿着行李和录取通知书去报到，才发现医疗系本科要读6年，当时急得差点哭出来，后悔报这个专业。后来知道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的学术地位后，就多了一个坚持读下去的理由。”周平红说，那6年的坚持，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夫人的“抱怨”：
他在急诊熬过无数个夜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读了研究生，但我家没有钱，想工作真是心急如焚。”周平红回忆，当时医疗系有240个毕业生，学校只给一个成绩排名单和附属医院各个科室的招人数目，需要自己报考。
“当时中山医院是上海最好的医院，我想去泌尿科，结果被调剂到了普外科。”周平红回忆，也是那年的阴差阳错，让自己遇到珍爱的夫人——普外科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入职的护士张颖。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张颖人乖巧可爱，家庭条件也比周平红优越很多。张颖告诉记者，是周平红的认真执着和不怕苦累的性格吸引了自己。
“当时我爸妈就说，穷一点没关系，努力就好。”张颖说，她的父母对周平红简直是“溺爱”。两个老人70多岁了，依然每天忙前忙后，周平红的每一件西服衬衫，都是岳父亲自熨烫。老人常说，小周的时间最宝贵，要多留给患者。
回忆起周平红刚工作的几年，张颖啼笑皆非：“那时孩子还小，他晚上经常不回家，不是值班，而是想方设法‘蹭’急诊。白天在科室门诊，患者没有现在多，新人亲自操作诊断的机会也很少，为了多能在患者身上多学些知识和本领，他没日没夜的在急诊熬着，送来一个患者，他最先跳起来抢着去看、去听、去学。”
但让张颖最心疼的是，因常年站立手持内镜操作，周平红的肩膀落下了病根：“每年到11月，他自己胳膊抬不起来、都穿不上衣服，这种后遗症治不好，他虽然不说疼，但我是真心疼。”
谈起周平红对工作的执着，和他工作了近20年的搭档——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护士长王萍说，他是唯一一个和进修医生吵架的年轻人。
“那时医院常有来进修的外地医生，内镜治疗患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周平红经常会为了这些患者谁来负责吵起来。”在王萍的描述里，年轻时周平红据理力争的样子浮现在眼前。周平红说，患者是医生的老师，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放弃。
“我经历过很多内镜失败的手术，最后转到外科继续手术，当时就想，这些想做的事儿，未来必须要做成。”周平红说，他曾为一个20岁女孩做胃镜手术，术中大出血止住后，他下班回家刚要吃饭，护士打电话说再次出血。“我马上放下筷子回去再次止血，没想到半夜出血更严重了。”接到电话后，为了不吵醒家人，周平红不敢开灯，穿上鞋子就跑到了医院：晚了，内镜操作已止不住血，只能转外科急诊手术止血。那时周平红才发现，自己左脚穿着儿子的鞋，右脚踩着岳父的鞋。看着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周平红哭了。
“年轻的时候值班有时间经常和患者聊家常，听他们讲故事，每一个患者都是一本书，不仅是医学的案例，更是汲取人生营养的标本。但很多当时没办法改变，满满的挫败感。”周平红说，上学的时候就把神探李昌钰的“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激励，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设想，都变成了已经实现的可能。
“他的每一个亲自治疗的患者，各种情况都如数家珍。连那一串串没有规律的病案号都会背下来。”张颖告诉记者，为了做好周平红坚强的后盾，她无数次一个人抱着孩子看病，虽然现在周平红也会保证一个月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也经常留给张颖两张电影票自己跑回医院。在张颖看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生活里的周平红同样细心浪漫。“结婚20多年了，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他都记得，会有不一样的小惊喜，他常说，生活要有这种仪式感，才会一直有趣。”
成长的辛酸：
难忘的N次尴尬
每个人的成长都像个画板，有鲜艳就有暗淡，周平红也一样。
“尴尬的事儿太多了，现在想起来都笑到停不下来，但这些其实是成长的辛酸。”在周平红的朋友圈，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不同国家的定位。“第一次出国看不懂机票，到了日本回国前还被旅馆扣下了。”周平红边笑边回忆。
“第一次出国是20多年前，去日本自费学习一个月，当时机票是手写的，有好几页，我也看不懂，看到第二页有‘浦东’的字样，直接到了浦东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出票地点“浦东”并不是出发机场，要到虹桥飞。”周平红马上拉着两个行李箱赶到虹桥机场，但飞机已经关闭了舱门。
回家后，夫人满脸惊讶，怎么回来了?周平红说，不知道怎么出国坐飞机，没赶上，只能换后一天飞。让周平红没想到的是，到了日本，还有更尴尬的事儿。“那时候没有钱，离开上海的时候把家里能拿的钱都带上，交完一个月的旅馆费后，还剩下点余钱，马上去京都医科大学门口的医学书店，买了很多内镜领域的专业书籍。当时抱着一大摞书往旅馆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开心劲儿。”周平红说，当时不懂日语，好在书里很多汉字可以揣摩，还有图解，前一天看不懂的，第二天上课时再去问日本老师，他就这么读下来十几本专业书。
一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更尴尬的事儿发生了：退房时被告知旅馆需另付水电费和消费税，数额是总房费的5%到7%。“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人家又不让走，后来一位东京的朋友过来送钱才离开。”回国后，周平红开始潜心内镜领域的微创技术，几年后终于有了跟随团队去意大利参加国际内镜大会的机会。
“第一次到米兰的时候，各国专家握手拥抱，但到了中国专家，专家们把左右两次拥抱减少到了一次，有的也仅仅寒暄一下。我知道，是别人不愿意搭理我们。当时觉得不仅是尴尬，还有不能与外人说的耻辱感。”周平红说，他更坚定的意识到，想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就是要靠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才能挺起腰板。
2013年，是不一样的转折年。“足球世界杯举世瞩目，在世界内镜领域也有世界杯大赛，100多位专家投送自己的手术录播视频参加大赛，最终决赛只有8人入围，选三个冠亚季军。这是我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之一，也很期待出成绩。”
2013年，周平红作为参赛的第一个中国专家代表，还特地去香港定制了一套西服。“到现场我就傻眼了，日本专家穿着和服，美国专家穿着体恤，韩国女医生身穿长花大裙子，只有我穿着西装。”原来主办方要求各国专家穿民族服装，但之前没有中国内镜医生参加过这种大赛，没有人知道这个规则。在那次比赛中，周平红的成绩是倒数第三。
“虽然名次不好，但我知道，通过这次大赛我真正的走向了世界。”如今作为全球最大内镜中心的带头人，周平红每天几乎都在开刀与看病、出差与讲课中度过。提起功成名就的今天，周平红笑称，自己就是一个又“痴”又“狂”的医学疯子。因为除了医学，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 下转24版
上接3版
后来他才知道，584分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而当时，周平红所在的高中，本科升学率只有5%，全校理科班一共才录取了5个本科生。
就这样，周平红如愿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上海医科大学。“当时的班主任在开学前花45元给我买了套杉杉牌西装。”周平红停顿了几秒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套西装。老师告诉我，你一定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医生。周平红记住了这句话。
“拿着行李和录取通知书去报到，才发现医疗系本科要读6年，当时急得差点哭出来，后悔报这个专业。后来知道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的学术地位后，就多了一个坚持读下去的理由。”周平红说，那6年的坚持，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夫人的“抱怨”：
他在急诊熬过无数个夜
“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读了研究生，但我家没有钱，想工作真是心急如焚。”周平红回忆，当时医疗系有240个毕业生，学校只给一个成绩排名单和附属医院各个科室的招人数目，需要自己报考。
“当时中山医院是上海最好的医院，我想去泌尿科，结果被调剂到了普外科。”周平红回忆，也是那年的阴差阳错，让自己遇到珍爱的夫人——普外科和他同年同月同日入职的护士张颖。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张颖人乖巧可爱，家庭条件也比周平红优越很多。张颖告诉记者，是周平红的认真执着和不怕苦累的性格吸引了自己。
“当时我爸妈就说，穷一点没关系，努力就好。”张颖说，她的父母对周平红简直是“溺爱”。两个老人70多岁了，依然每天忙前忙后，周平红的每一件西服衬衫，都是岳父亲自熨烫。老人常说，小周的时间最宝贵，要多留给患者。
回忆起周平红刚工作的几年，张颖啼笑皆非：“那时孩子还小，他晚上经常不回家，不是值班，而是想方设法‘蹭’急诊。白天在科室门诊，患者没有现在多，新人亲自操作诊断的机会也很少，为了多能在患者身上多学些知识和本领，他没日没夜的在急诊熬着，送来一个患者，他最先跳起来抢着去看、去听、去学。”
但让张颖最心疼的是，因常年站立手持内镜操作，周平红的肩膀落下了病根：“每年到11月，他自己胳膊抬不起来、都穿不上衣服，这种后遗症治不好，他虽然不说疼，但我是真心疼。”
谈起周平红对工作的执着，和他工作了近20年的搭档——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护士长王萍说，他是唯一一个和进修医生吵架的年轻人。
“那时医院常有来进修的外地医生，内镜治疗患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周平红经常会为了这些患者谁来负责吵起来。”在王萍的描述里，年轻时周平红据理力争的样子浮现在眼前。周平红说，患者是医生的老师，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放弃。
“我经历过很多内镜失败的手术，最后转到外科继续手术，当时就想，这些想做的事儿，未来必须要做成。”周平红说，他曾为一个20岁女孩做胃镜手术，术中大出血止住后，他下班回家刚要吃饭，护士打电话说再次出血。“我马上放下筷子回去再次止血，没想到半夜出血更严重了。”接到电话后，为了不吵醒家人，周平红不敢开灯，穿上鞋子就跑到了医院：晚了，内镜操作已止不住血，只能转外科急诊手术止血。那时周平红才发现，自己左脚穿着儿子的鞋，右脚踩着岳父的鞋。看着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周平红哭了。
“年轻的时候值班有时间经常和患者聊家常，听他们讲故事，每一个患者都是一本书，不仅是医学的案例，更是汲取人生营养的标本。但很多当时没办法改变，满满的挫败感。”周平红说，上学的时候就把神探李昌钰的“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激励，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设想，都变成了已经实现的可能。
“他的每一个亲自治疗的患者，各种情况都如数家珍。连那一串串没有规律的病案号都会背下来。”张颖告诉记者，为了做好周平红坚强的后盾，她无数次一个人抱着孩子看病，虽然现在周平红也会保证一个月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也经常留给张颖两张电影票自己跑回医院。在张颖看来，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生活里的周平红同样细心浪漫。“结婚20多年了，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他都记得，会有不一样的小惊喜，他常说，生活要有这种仪式感，才会一直有趣。”
成长的辛酸：
难忘的N次尴尬
每个人的成长都像个画板，有鲜艳就有暗淡，周平红也一样。
“尴尬的事儿太多了，现在想起来都笑到停不下来，但这些其实是成长的辛酸。”在周平红的朋友圈，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不同国家的定位。“第一次出国看不懂机票，到了日本回国前还被旅馆扣下了。”周平红边笑边回忆。
“第一次出国是20多年前，去日本自费学习一个月，当时机票是手写的，有好几页，我也看不懂，看到第二页有‘浦东’的字样，直接到了浦东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出票地点“浦东”并不是出发机场，要到虹桥飞。”周平红马上拉着两个行李箱赶到虹桥机场，但飞机已经关闭了舱门。
回家后，夫人满脸惊讶，怎么回来了?周平红说，不知道怎么出国坐飞机，没赶上，只能换后一天飞。让周平红没想到的是，到了日本，还有更尴尬的事儿。“那时候没有钱，离开上海的时候把家里能拿的钱都带上，交完一个月的旅馆费后，还剩下点余钱，马上去京都医科大学门口的医学书店，买了很多内镜领域的专业书籍。当时抱着一大摞书往旅馆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开心劲儿。”周平红说，当时不懂日语，好在书里很多汉字可以揣摩，还有图解，前一天看不懂的，第二天上课时再去问日本老师，他就这么读下来十几本专业书。
一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更尴尬的事儿发生了：退房时被告知旅馆需另付水电费和消费税，数额是总房费的5%到7%。“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人家又不让走，后来一位东京的朋友过来送钱才离开。”回国后，周平红开始潜心内镜领域的微创技术，几年后终于有了跟随团队去意大利参加国际内镜大会的机会。
“第一次到米兰的时候，各国专家握手拥抱，但到了中国专家，专家们把左右两次拥抱减少到了一次，有的也仅仅寒暄一下。我知道，是别人不愿意搭理我们。当时觉得不仅是尴尬，还有不能与外人说的耻辱感。”周平红说，他更坚定的意识到，想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就是要靠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才能挺起腰板。
2013年，是不一样的转折年。“足球世界杯举世瞩目，在世界内镜领域也有世界杯大赛，100多位专家投送自己的手术录播视频参加大赛，最终决赛只有8人入围，选三个冠亚季军。这是我年轻时候最大的梦想之一，也很期待出成绩。”
2013年，周平红作为参赛的第一个中国专家代表，还特地去香港定制了一套西服。“到现场我就傻眼了，日本专家穿着和服，美国专家穿着体恤，韩国女医生身穿长花大裙子，只有我穿着西装。”原来主办方要求各国专家穿民族服装，但之前没有中国内镜医生参加过这种大赛，没有人知道这个规则。在那次比赛中，周平红的成绩是倒数第三。
“虽然名次不好，但我知道，通过这次大赛我真正的走向了世界。”如今作为全球最大内镜中心的带头人，周平红每天几乎都在开刀与看病、出差与讲课中度过。提起功成名就的今天，周平红笑称，自己就是一个又“痴”又“狂”的医学疯子。因为除了医学，他没有任何其他爱好。 下转24版
（运营：吴芯）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