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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盖茨夫妇面前分享抑郁症经历

2019-10-22 21:27:09来源:健康时报|分享|扫描到手机
  我在盖茨夫妇面前
  分享抑郁症经历
  9月25日,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举办的第三届“目标守卫者”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代表上台分享了自己对抗抑郁症的经历。
  这是第一次,我在公开场面对几百双眼睛说出了自己长久以来不愿提及的另一面。而盖茨夫妇,就在台下第一排。
  “This is my story(这就是我的故事)。”讲完后终于松了口气,在后台迎面遇到正在离席的盖茨夫妇,梅琳达对我说了句“你很棒,说得特别好”。活动结束后,许多人迎面走来鼓励并肯定我。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主任,各地心理健康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甚至明星Lady Gaga的妈妈(右图)都愿意支持我在中国的倡导。
  如果当初立即服药
  也许会少经历些折磨
  2014年9月,我第一次踏进精神科。彼时,我的状态十分糟糕,精力匮乏,睡眠极差,记忆力像被偷走一般,一哭就是几个小时。
  更加让我担心的是,右侧肢体麻木明显,严重时脸部和头部有麻木感,甚至手指无法打字。查了各项体征都没有器质性改变,内科医生一度觉得我发生了幻觉,有疑病症。
  再一次查体无果后,我走进广州一家大三甲医院睡眠精神科。坐诊的副主任医师给我安排了一系列量表后,仅凭我口述,就开出了抗抑郁焦虑的药物,病历上写着:抑郁焦虑状态。
  他给了我一张写着他名字和信息的小卡片,告诉我可以去另一间私立医院尝试更“高级”的新技术——“脑神经递质检测”,它能更详细地给出我各项指标答案。病急乱投医,我花了上千元,在那个所谓的名医诊所做了检查,结果印证了那位专家的结论。
  晚上,我向之前采访过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医生求证这项检查的科学性,被她彻底否定后,告诉我,多晒太阳,很快会没事的。一通感谢后,便把医生开的药丢在抽屉一角。
  并非不相信医学,而是对医生轻率结论表示疑虑。现在想来,要是当初遇到靠谱点的医生,立即开始服药的话,也许之后自己会少经历些折磨。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
  而是活力啊!
  2015年春,我依然没有走上正规治疗的道路。自我疗愈的书买了不少,精神分析几大入门书也都读过。但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束缚感压在身上。
  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我的抑郁状态变成了“懒、不活泼、内向……”,有时候闺蜜们叫我十次聚会可能我才会参加一次,还得反复邀请。
  有次我采访一家知名私立医院的院长,进去之后没事人一样寒暄,可出来就瘫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止不住流眼泪,别人看到一定觉得我是不是得了绝症。
  一旦家人朋友得知我的抑郁状态,他们便会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女孩子轻松一点吧,你就是太累了。”即便是医生,他们也给过诸如给自己放个假吧,换个工作,换个地方生活等等建议。曾经我也以为自己出去旅行、放假购物就会好点,甚至从广州搬到了北京。
  但现实是残酷的,一切也都没变。我不停地丢钱、丢卡、丢证件、误国际航班……因为急剧下降的记忆力,这些事早已司空见惯。后来我才明白,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啊!
  怯懦了许久,约上了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医生,第一句便是,“你必须要开始吃药了”。
  头疼心慌、睡眠错乱
  千奇百怪的副作用
  我很感谢药物,从老牌精神病药物,再到这几年火的新药,我都一一尝试过。作为一个对药物极度敏感的个体,我受益于此,也受累于此。
  药物让我的内心变得平静,动力开始恢复,负面想法也越来越少,甚至主动出门社交了。但我也几乎能体会到精神类药物千奇百怪的副作用:头疼、头晕、睡眠错乱、心慌、多汗、感觉异常……每每当我和医生说一种药的副作用太多无法承受时,医生便会给我换药,在用过所有主流的药物之后,我似乎无药可用了。
  由于药物的起效,两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显得“挺好”,工作和生活也在正常进行,可只要好的时间超过了三个月,我便不由自主地希望能减药甚至停药——这是完全错误的。
  每一次突然停药都会有更加严重的撤药反应,原本的症状、撤药的不适感以及新的副作用会一起袭来,难分彼此。不少患者的病情就是在这个期间恶化,甚至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包括一位前同事。
  好在我最终遇到了一位靠谱的好医生,给出了合适的治疗方案,并不断调整。
  名医云集的北京
  找个合适心理咨询师太难
  稳定服药后,我开始找心理咨询师。没成想,名医云集的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咨询师却那么难。
  一开始我见的是北京知名医院一位精神科医生兼心理咨询师,那距离感让我总觉得是在医院看病而不是做咨询。之后,换成从美国回来的咨询师,一上来就要催眠,可我怎么都进不去状态。再后来还换过某高校的、某私人机构的咨询师等。
  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都试图找寻原生家庭的过错和童年遗憾,让我一遍遍地讲述自己的小时候,讲述母亲的患病和离世……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后来落荒而逃,好几个月没去。
  很久之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咨询师。咨询师希望我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每周都去见她,因为需要给心理治疗足够长的起效时间。每次(50分钟)1000元的价格,让我只有每次紧急关头才会跑去。一边想去就医,一边却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有几次,我正在咨询师面前大哭忽然就闪过一丝念头:我花这么多钱可不是就来这哭的啊?
  我向同事透露了病情后
  被贴上了标签
  绝大部分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完全和常人无异,工作状态甚至会更好,但在几年前我向少数同事和领导透露了病情后,便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有一次开周会,我谈到某篇文章,一位同事在所有人面前直接就问我,你不是抑郁症吗?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没了声响。还有一位朋友,因为被公司知道了抑郁症,便被友好“劝退”了。
  对精神病人和治疗手段的污名化很常见。前不久我和一位外企高管吃饭,在聊到儿童心理和教育时,他略带神秘地问我,你觉得心理咨询师有用吗?在我肯定答复后,他直言“我觉得心理咨询师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人”。
  还有不少人对抑郁症的康复存在误解。朋友圈一篇传播很广的科普文章总结到,“抑郁的彻底康复就是两句话,努力做一个好人,努力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我看后自语,“难道我还在抑郁就代表我不是好人,不想做有价值的事情吗?”
  不是停药才算康复,也不是不去看心理医生就是康复,疾病和美好的生活共存并不矛盾。
  杜克大学精神病学系荣誉教授Allen Frances博士说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之所以被忽视,部分原因在于病耻感以及已经接受了被忽视的现状。要为精神障碍患者群体摇旗呐喊,要让有话语权的人听到患者的呼声。大声说出来,让自己的需求被听到。图文据微信公众号:端端酱,作者袁端端,记者、健康科普传播者

(责任编辑: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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