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生消灭小儿麻痹症
编者按：8月27日发布的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先生在列。顾方舟先生是我国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减毒活疫苗糖丸的发明者，甜甜的糖丸是所有国人童年时难忘的记忆，浓缩了一位科学家对公共卫生上下求索的热情和对亿万孩子的爱。本期，让我们共同回味“糖丸爷爷”的故事。
“解决脊髓灰质炎，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跟脊灰结缘，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20世纪50年代，这个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流行年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不得了。
1955年江苏南通，发生了一次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发病人数挺多的，有将近2000个孩子，属于麻痹型的脊髓灰质炎。还有广西的一次大流行，七八月的天气，家家户户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
脊灰的症状有轻有重，有的是隐性感染，感染了以后，发烧咳嗽，就像得了感冒似的，过了几天没事了;也有的孩子感染，发烧了以后突然发现孩子走路不行了，胳膊不能动了。这个病麻烦就在这个地方：病毒在肠道里面繁殖，繁殖以后排泄出来，还会传染别的孩子。
好多孩子因为腰椎脊髓破坏了，就不能走路了;有的孩子颈椎破坏了，手就不能动了;更厉害的是，病毒一旦侵犯延髓的呼吸中枢，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这个病闹得很多孩子残废了，而且没什么好办法。
有一天，一个家长找到我，他的孩子得了这个病以后就瘫痪了。这个家长背着孩子过来找我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我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瘫坐在长椅上。
我在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前，曾经做过脊灰病毒学流行病学工作。这样我就跟脊灰打上交道了。
我从北京到上海出发前，当时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
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我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到的上海。
“如果我的孩子不试吃，让别人试吃，不仗义”
1960年，第一批疫苗出来了，我们实验室的大人已经吃过，但脊灰都是小孩子得的，所以这个疫苗的临床实验只能用小孩，需要十名左右的小孩来做安全实验。
谁吃啊?我说，我的儿子小东刚好1960年出生，还不到一岁，符合条件。实验室同事有几位也有孩子，大约有两岁的、有三岁的，也喝了疫苗。我们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不像是不搞这一行的，挺害怕，不能随便拿孩子去冒险。
第一期临床观察了个把月，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都没事，第一期临床实验就顺利通过了。
我在卫生部汇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疫苗去了，当着部长的面，我说我们大人吃没问题，小孩也吃过了，是安全的。
第二期临床实验顺利通过了，到三期就麻烦了，因为三期的临床实验要说明疫苗真正有流行病学效果。可是这个病的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的，人少了看不出流行病学效果。必须要生产足够量的疫苗，要有足够量的孩子来证明这个效果。
后来我们做了500万人份疫苗，在北京等11个城市，7岁以下的孩子来服用这个疫苗，再经过流行季节，看效果如何。
各地非常积极，很快统计了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报服用的孩子数目。谁主持实验谁明白，真是提心吊胆，因为这等于是拿孩子做试验。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信心，中国想要降低这个病的发病率，只有推行活疫苗。后来这500万份的疫苗结果出来了，11个城市开会总结，两组一对比相差很大，效果显著，说明有很好的流行病学效果。
1961年，周恩来总理到我们昆明所视察，我跟总理说，我们这药要生产足够量，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到这个疫苗，这个病就消灭了。
总理一听：“是这样吗?那你们以后不就没事干了?”有点开玩笑的语气。我说：“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再去研究别的病!”
周总理赞许道：“对!要有这个志气!”
“向所有防疫工作者致敬，没有他们，疫苗送不到这么多孩子嘴里”
疫苗刚研制出来的时候都是液体的，一开始我们滴在饼干或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但给孩子吃液体的东西，他不知道你给他吃的是什么，他害怕。
后来我感觉这样太麻烦，就改成糖丸，孩子都喜欢吃糖，孩子一舔糖丸发现是甜的，他就吃了。
1962年，我们发明了糖丸，把疫苗病毒做在糖丸里，剂量正好是一人份，孩子吃一颗就行了，方便、简单，可把这一个小小的糖丸送到孩子嘴里，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咱们中国那时候穷，消灭这个病靠疫苗。除了疫苗以外，更重要的是免疫的方案得制订出来。有了疫苗，怎么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用欧美的办法，抱着适龄的孩子送到保健站去吃药去打针。
我当时提出了免疫策略：短期内在一定固定人群口服率要达到95%，就是100个7岁以下的孩子，要有至少95个孩子吃上疫苗。这句话说得轻巧，可真正做到这一点，基层防疫人员那真是辛苦。因为这疫苗怕热，得保冷，疫苗从防疫站拿出来后，一路都得保冷。
当时国家经济不行，冷链得有设备，大地方防疫站有冰箱，基层没有冰箱怎么办?县防疫站有冰箱，可离开了县怎么办?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卖冰棍用的广口暖瓶。那时候的老太太拿个广口暖瓶，里面搁着冰，一个广口暖瓶塞二十根，就是用广口暖瓶保冷。
我们的防疫人员拿着广口暖瓶，里面放上冰或者是冰棍保冷，一家一家送。为了送一颗疫苗，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路好远而且很不好走，有的防疫人员就是在送疫苗的途中摔到山下摔死了，所以也有一些防疫人员牺牲了。
说起防疫，通过脊灰疫苗就可以了解防疫工作者的伟大，他们牺牲了自己，保证孩子们能得到免疫。因为他们的付出，咱们消灭了这个病，在中国没有了，已经维持十几年了。摘自《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顾方舟口述，范瑞婷访问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供图
编者按：8月27日发布的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先生在列。顾方舟先生是我国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减毒活疫苗糖丸的发明者，甜甜的糖丸是所有国人童年时难忘的记忆，浓缩了一位科学家对公共卫生上下求索的热情和对亿万孩子的爱。本期，让我们共同回味“糖丸爷爷”的故事。
“解决脊髓灰质炎，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跟脊灰结缘，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20世纪50年代，这个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流行年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不得了。
1955年江苏南通，发生了一次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发病人数挺多的，有将近2000个孩子，属于麻痹型的脊髓灰质炎。还有广西的一次大流行，七八月的天气，家家户户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
脊灰的症状有轻有重，有的是隐性感染，感染了以后，发烧咳嗽，就像得了感冒似的，过了几天没事了;也有的孩子感染，发烧了以后突然发现孩子走路不行了，胳膊不能动了。这个病麻烦就在这个地方：病毒在肠道里面繁殖，繁殖以后排泄出来，还会传染别的孩子。
好多孩子因为腰椎脊髓破坏了，就不能走路了;有的孩子颈椎破坏了，手就不能动了;更厉害的是，病毒一旦侵犯延髓的呼吸中枢，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这个病闹得很多孩子残废了，而且没什么好办法。
有一天，一个家长找到我，他的孩子得了这个病以后就瘫痪了。这个家长背着孩子过来找我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我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瘫坐在长椅上。
我在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前，曾经做过脊灰病毒学流行病学工作。这样我就跟脊灰打上交道了。
我从北京到上海出发前，当时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
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我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到的上海。
“如果我的孩子不试吃，让别人试吃，不仗义”
1960年，第一批疫苗出来了，我们实验室的大人已经吃过，但脊灰都是小孩子得的，所以这个疫苗的临床实验只能用小孩，需要十名左右的小孩来做安全实验。
谁吃啊?我说，我的儿子小东刚好1960年出生，还不到一岁，符合条件。实验室同事有几位也有孩子，大约有两岁的、有三岁的，也喝了疫苗。我们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不像是不搞这一行的，挺害怕，不能随便拿孩子去冒险。
第一期临床观察了个把月，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都没事，第一期临床实验就顺利通过了。
我在卫生部汇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疫苗去了，当着部长的面，我说我们大人吃没问题，小孩也吃过了，是安全的。
第二期临床实验顺利通过了，到三期就麻烦了，因为三期的临床实验要说明疫苗真正有流行病学效果。可是这个病的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的，人少了看不出流行病学效果。必须要生产足够量的疫苗，要有足够量的孩子来证明这个效果。
后来我们做了500万人份疫苗，在北京等11个城市，7岁以下的孩子来服用这个疫苗，再经过流行季节，看效果如何。
各地非常积极，很快统计了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报服用的孩子数目。谁主持实验谁明白，真是提心吊胆，因为这等于是拿孩子做试验。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信心，中国想要降低这个病的发病率，只有推行活疫苗。后来这500万份的疫苗结果出来了，11个城市开会总结，两组一对比相差很大，效果显著，说明有很好的流行病学效果。
1961年，周恩来总理到我们昆明所视察，我跟总理说，我们这药要生产足够量，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到这个疫苗，这个病就消灭了。
总理一听：“是这样吗?那你们以后不就没事干了?”有点开玩笑的语气。我说：“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再去研究别的病!”
周总理赞许道：“对!要有这个志气!”
“向所有防疫工作者致敬，没有他们，疫苗送不到这么多孩子嘴里”
疫苗刚研制出来的时候都是液体的，一开始我们滴在饼干或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但给孩子吃液体的东西，他不知道你给他吃的是什么，他害怕。
后来我感觉这样太麻烦，就改成糖丸，孩子都喜欢吃糖，孩子一舔糖丸发现是甜的，他就吃了。
1962年，我们发明了糖丸，把疫苗病毒做在糖丸里，剂量正好是一人份，孩子吃一颗就行了，方便、简单，可把这一个小小的糖丸送到孩子嘴里，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咱们中国那时候穷，消灭这个病靠疫苗。除了疫苗以外，更重要的是免疫的方案得制订出来。有了疫苗，怎么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用欧美的办法，抱着适龄的孩子送到保健站去吃药去打针。
我当时提出了免疫策略：短期内在一定固定人群口服率要达到95%，就是100个7岁以下的孩子，要有至少95个孩子吃上疫苗。这句话说得轻巧，可真正做到这一点，基层防疫人员那真是辛苦。因为这疫苗怕热，得保冷，疫苗从防疫站拿出来后，一路都得保冷。
当时国家经济不行，冷链得有设备，大地方防疫站有冰箱，基层没有冰箱怎么办?县防疫站有冰箱，可离开了县怎么办?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卖冰棍用的广口暖瓶。那时候的老太太拿个广口暖瓶，里面搁着冰，一个广口暖瓶塞二十根，就是用广口暖瓶保冷。
我们的防疫人员拿着广口暖瓶，里面放上冰或者是冰棍保冷，一家一家送。为了送一颗疫苗，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路好远而且很不好走，有的防疫人员就是在送疫苗的途中摔到山下摔死了，所以也有一些防疫人员牺牲了。
说起防疫，通过脊灰疫苗就可以了解防疫工作者的伟大，他们牺牲了自己，保证孩子们能得到免疫。因为他们的付出，咱们消灭了这个病，在中国没有了，已经维持十几年了。摘自《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顾方舟口述，范瑞婷访问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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