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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生消灭小儿麻痹症

2019-09-03 19:05:16来源:健康时报|分享|扫描到手机
  他用一生消灭小儿麻痹症
  编者按:8月27日发布的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先生在列。顾方舟先生是我国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减毒活疫苗糖丸的发明者,甜甜的糖丸是所有国人童年时难忘的记忆,浓缩了一位科学家对公共卫生上下求索的热情和对亿万孩子的爱。本期,让我们共同回味“糖丸爷爷”的故事。
  “解决脊髓灰质炎,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跟脊灰结缘,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20世纪50年代,这个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二三,流行年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不得了。
  1955年江苏南通,发生了一次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发病人数挺多的,有将近2000个孩子,属于麻痹型的脊髓灰质炎。还有广西的一次大流行,七八月的天气,家家户户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
  脊灰的症状有轻有重,有的是隐性感染,感染了以后,发烧咳嗽,就像得了感冒似的,过了几天没事了;也有的孩子感染,发烧了以后突然发现孩子走路不行了,胳膊不能动了。这个病麻烦就在这个地方:病毒在肠道里面繁殖,繁殖以后排泄出来,还会传染别的孩子。
  好多孩子因为腰椎脊髓破坏了,就不能走路了;有的孩子颈椎破坏了,手就不能动了;更厉害的是,病毒一旦侵犯延髓的呼吸中枢,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这个病闹得很多孩子残废了,而且没什么好办法。
  有一天,一个家长找到我,他的孩子得了这个病以后就瘫痪了。这个家长背着孩子过来找我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我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瘫坐在长椅上。
  我在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前,曾经做过脊灰病毒学流行病学工作。这样我就跟脊灰打上交道了。
  我从北京到上海出发前,当时卫生部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
  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我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到的上海。
  “如果我的孩子不试吃,让别人试吃,不仗义”
  1960年,第一批疫苗出来了,我们实验室的大人已经吃过,但脊灰都是小孩子得的,所以这个疫苗的临床实验只能用小孩,需要十名左右的小孩来做安全实验。
  谁吃啊?我说,我的儿子小东刚好1960年出生,还不到一岁,符合条件。实验室同事有几位也有孩子,大约有两岁的、有三岁的,也喝了疫苗。我们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不像是不搞这一行的,挺害怕,不能随便拿孩子去冒险。
  第一期临床观察了个把月,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都没事,第一期临床实验就顺利通过了。
  我在卫生部汇报的时候,就带着这个疫苗去了,当着部长的面,我说我们大人吃没问题,小孩也吃过了,是安全的。
  第二期临床实验顺利通过了,到三期就麻烦了,因为三期的临床实验要说明疫苗真正有流行病学效果。可是这个病的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的,人少了看不出流行病学效果。必须要生产足够量的疫苗,要有足够量的孩子来证明这个效果。
  后来我们做了500万人份疫苗,在北京等11个城市,7岁以下的孩子来服用这个疫苗,再经过流行季节,看效果如何。
  各地非常积极,很快统计了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报服用的孩子数目。谁主持实验谁明白,真是提心吊胆,因为这等于是拿孩子做试验。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信心,中国想要降低这个病的发病率,只有推行活疫苗。后来这500万份的疫苗结果出来了,11个城市开会总结,两组一对比相差很大,效果显著,说明有很好的流行病学效果。
  1961年,周恩来总理到我们昆明所视察,我跟总理说,我们这药要生产足够量,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到这个疫苗,这个病就消灭了。
  总理一听:“是这样吗?那你们以后不就没事干了?”有点开玩笑的语气。我说:“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再去研究别的病!”
  周总理赞许道:“对!要有这个志气!”
  “向所有防疫工作者致敬,没有他们,疫苗送不到这么多孩子嘴里”
  疫苗刚研制出来的时候都是液体的,一开始我们滴在饼干或馒头上让孩子吃下去。但给孩子吃液体的东西,他不知道你给他吃的是什么,他害怕。
  后来我感觉这样太麻烦,就改成糖丸,孩子都喜欢吃糖,孩子一舔糖丸发现是甜的,他就吃了。
  1962年,我们发明了糖丸,把疫苗病毒做在糖丸里,剂量正好是一人份,孩子吃一颗就行了,方便、简单,可把这一个小小的糖丸送到孩子嘴里,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咱们中国那时候穷,消灭这个病靠疫苗。除了疫苗以外,更重要的是免疫的方案得制订出来。有了疫苗,怎么组织疫苗服用,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用欧美的办法,抱着适龄的孩子送到保健站去吃药去打针。
  我当时提出了免疫策略:短期内在一定固定人群口服率要达到95%,就是100个7岁以下的孩子,要有至少95个孩子吃上疫苗。这句话说得轻巧,可真正做到这一点,基层防疫人员那真是辛苦。因为这疫苗怕热,得保冷,疫苗从防疫站拿出来后,一路都得保冷。
  当时国家经济不行,冷链得有设备,大地方防疫站有冰箱,基层没有冰箱怎么办?县防疫站有冰箱,可离开了县怎么办?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卖冰棍用的广口暖瓶。那时候的老太太拿个广口暖瓶,里面搁着冰,一个广口暖瓶塞二十根,就是用广口暖瓶保冷。
  我们的防疫人员拿着广口暖瓶,里面放上冰或者是冰棍保冷,一家一家送。为了送一颗疫苗,从一个蒙古包或一个帐篷到另外一个,路好远而且很不好走,有的防疫人员就是在送疫苗的途中摔到山下摔死了,所以也有一些防疫人员牺牲了。
  说起防疫,通过脊灰疫苗就可以了解防疫工作者的伟大,他们牺牲了自己,保证孩子们能得到免疫。因为他们的付出,咱们消灭了这个病,在中国没有了,已经维持十几年了。摘自《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顾方舟口述,范瑞婷访问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供图

(责任编辑: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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