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治肿瘤
2019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我被告知体内有一颗肿瘤。
像在美国时一样，在中国已旅居半年的我，去做一年一次的例行妇科体检。我弟弟的老婆，中国称为弟妹，她是中国人。弟妹帮我约了杭州的一家诊所。B超结果显示我的盆腔竟然有一个巨大的肿瘤，相当于一个四五个月的胎儿，几乎填满了我的整个腹部。诊所的女医生建议我马上到专科医院。
第三天，我们去了浙江省妇保医院。医生看了我的B超单，因为肿瘤的尺寸吃了一惊，建议我去做核磁共振，一个可以确定肿瘤性质和位置的检查。但这家医院做核磁共振的人太多了，我要排到10天之后。于是我们去了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的国际医学部，我马上就被安排做核磁共振，第二天就拿到了结果。
我把结果拿回妇保医院，另一位妇科资深专家邵医生看了核磁共振报告后说，检验单上的判断是肿瘤有恶性可能。“一切都只能做手术时判断，只能开腹后切下一块病理切片，急冻化验，半小时后看结果。”
邵医生建议我赶紧住院，尽早手术。她写了一个纸条，告诉我：“你自己先去办理住院预约，如果要等很久才住院的话，你明天拿着这张条去找肿瘤科陈主任，她一看你的状况，会根据情况安排的。”弟妹一直在我身边，她感叹道，这个邵医生真好，她继续解释：“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住院病人很多，一床难求，我们当务之急是赶紧住院。”
在回家的车上，弟妹开始到处问人，是否认识省妇保的医生，能否尽快安排住院。弟妹找的几个朋友都要先看检查报告，并强调，如果不是很紧急、需要马上住院的病，再找熟悉的医生也没用。
但我没有太着急住院，让我最犹豫的是，我是留在中国做手术?还是需要马上回美国?我把情况告诉在美国的朋友们，寻求他们的建议。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回美国。
这真的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很了解美国，但不了解中国。在美国，约一个医生要一周，等检查结果要一周，等待手术要一周甚至几周，往往治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几个月就过去了。在中国，从发现肿瘤到准备住院，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但我感到怀疑的是，中国人做事情很快，会不会牺牲品质?我担心中国的医生为了只保我的命，而不考虑保护我的卵巢和子宫，会不会以绝后患，全部切除掉?可是，只要人一生病，自主权就被限制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下身出血了，而我的月经刚结束不到十天——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慢慢思考、慢慢选择了。
我们马上赶往医院急诊室，在去急诊室的路上，我接到了住院预约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有床位空出来了，让我马上准备住院;另外，弟妹找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让我们挂一个陈主任的号，因为检查结果显示的是应该尽快住院——这一次，规则和人情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人情也是在规则之中。
弟妹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却哭了起来。我和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还没有见过即将给我开刀的医生，就要被安排住院、手术。在美国，都是医生给我详细解释我的病情，解释下一步的治疗，告诉我各种可能后，才住院的。
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弟妹，她和我解释，大型公立医院的每个中国医生都非常忙，他(她)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每周都要做几台手术，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能马上住院是很幸运的，如果错过这一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可是我不觉得因为住院很难，或许还因此欠人情，就一定要住院并在这里手术。我把美国朋友的想法告诉弟妹，她有点着急，说：“中国许多大型医院治疗常规病的临床路径很规范，和西方的标准一致，如果检查出来是恶性的，需要后续治疗，再谈论是否可以回去。”
但我的顾虑一直没有打消，直到见到陈主任。她说赶紧住院，我来做这个手术。我追问她，是不是可以保留卵巢，反倒是她惊讶地看我一眼，回答：“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生过小孩，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从她诊室出来，我心情马上放松了。我相信她的专业判断，而且感觉到她懂得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渴求，不会只把我当做一个保命的病人。
手术前一天的术前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一个医生很详细地把手术的几种可能性都解释给我。最坏的情况是，两侧肿瘤如果都在卵巢，是恶性的话，子宫、卵巢都要摘除，而且术后要做化疗。最好的结果，是肿瘤是良性的，只切除肿瘤，所有的器官都不摘除。
我的中文不太好，晚上快九点半时，另一个医生刚下了手术台，又继续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怕我听不懂，她详细地用手绘图画给我解释。我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一直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上帝，我想我会伸出我的手。
第二天的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感觉像睡了一觉一样，一个医生唤醒我，告诉我：“是最好的结果。”我的肿瘤不仅是良性的，而且不是生在卵巢里，长在了子宫壁的外侧，是一个良性的子宫肌瘤。我的双侧卵巢、子宫都保留了。那个20多厘米的、巨大的肿瘤，已经从我体内摘除。
住院第六天，我出院了。全部的费用加起来，花了1.3万多人民币，不到2000美元，如果在美国，花费应该是中国的7倍。
我仔细看了整个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手术费用。在美国，最体现医生价值的就是手术了。而我经历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有六、七个医生参与的手术，加起来(包括全部药品和耗材)只花了5000多人民币，其中手术费用(分解为两个手术)，只有3000多人民币!如果分配给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一个人才几百块。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低到让人不敢想象。我觉得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更高的回报。我想感谢一下陈主任和其他医生、照顾我的护士，但在入院时我签署了一个不能给医生红包的文件。我不知道为了表示我真心的感谢，给陈主任买一个礼物是否是合法的?如果可以，我想买一条手链送给她，在疾病面前，没有上帝之手，是她的手救了我。
据“八点健闻”(HealthInsight)，健闻王晨/文，毛晓琼对此文亦有贡献，有删节
2019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我被告知体内有一颗肿瘤。
像在美国时一样，在中国已旅居半年的我，去做一年一次的例行妇科体检。我弟弟的老婆，中国称为弟妹，她是中国人。弟妹帮我约了杭州的一家诊所。B超结果显示我的盆腔竟然有一个巨大的肿瘤，相当于一个四五个月的胎儿，几乎填满了我的整个腹部。诊所的女医生建议我马上到专科医院。
第三天，我们去了浙江省妇保医院。医生看了我的B超单，因为肿瘤的尺寸吃了一惊，建议我去做核磁共振，一个可以确定肿瘤性质和位置的检查。但这家医院做核磁共振的人太多了，我要排到10天之后。于是我们去了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的国际医学部，我马上就被安排做核磁共振，第二天就拿到了结果。
我把结果拿回妇保医院，另一位妇科资深专家邵医生看了核磁共振报告后说，检验单上的判断是肿瘤有恶性可能。“一切都只能做手术时判断，只能开腹后切下一块病理切片，急冻化验，半小时后看结果。”
邵医生建议我赶紧住院，尽早手术。她写了一个纸条，告诉我：“你自己先去办理住院预约，如果要等很久才住院的话，你明天拿着这张条去找肿瘤科陈主任，她一看你的状况，会根据情况安排的。”弟妹一直在我身边，她感叹道，这个邵医生真好，她继续解释：“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住院病人很多，一床难求，我们当务之急是赶紧住院。”
在回家的车上，弟妹开始到处问人，是否认识省妇保的医生，能否尽快安排住院。弟妹找的几个朋友都要先看检查报告，并强调，如果不是很紧急、需要马上住院的病，再找熟悉的医生也没用。
但我没有太着急住院，让我最犹豫的是，我是留在中国做手术?还是需要马上回美国?我把情况告诉在美国的朋友们，寻求他们的建议。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回美国。
这真的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很了解美国，但不了解中国。在美国，约一个医生要一周，等检查结果要一周，等待手术要一周甚至几周，往往治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几个月就过去了。在中国，从发现肿瘤到准备住院，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
但我感到怀疑的是，中国人做事情很快，会不会牺牲品质?我担心中国的医生为了只保我的命，而不考虑保护我的卵巢和子宫，会不会以绝后患，全部切除掉?可是，只要人一生病，自主权就被限制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下身出血了，而我的月经刚结束不到十天——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慢慢思考、慢慢选择了。
我们马上赶往医院急诊室，在去急诊室的路上，我接到了住院预约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有床位空出来了，让我马上准备住院;另外，弟妹找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让我们挂一个陈主任的号，因为检查结果显示的是应该尽快住院——这一次，规则和人情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人情也是在规则之中。
弟妹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却哭了起来。我和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还没有见过即将给我开刀的医生，就要被安排住院、手术。在美国，都是医生给我详细解释我的病情，解释下一步的治疗，告诉我各种可能后，才住院的。
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弟妹，她和我解释，大型公立医院的每个中国医生都非常忙，他(她)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每周都要做几台手术，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能马上住院是很幸运的，如果错过这一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可是我不觉得因为住院很难，或许还因此欠人情，就一定要住院并在这里手术。我把美国朋友的想法告诉弟妹，她有点着急，说：“中国许多大型医院治疗常规病的临床路径很规范，和西方的标准一致，如果检查出来是恶性的，需要后续治疗，再谈论是否可以回去。”
但我的顾虑一直没有打消，直到见到陈主任。她说赶紧住院，我来做这个手术。我追问她，是不是可以保留卵巢，反倒是她惊讶地看我一眼，回答：“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生过小孩，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从她诊室出来，我心情马上放松了。我相信她的专业判断，而且感觉到她懂得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渴求，不会只把我当做一个保命的病人。
手术前一天的术前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一个医生很详细地把手术的几种可能性都解释给我。最坏的情况是，两侧肿瘤如果都在卵巢，是恶性的话，子宫、卵巢都要摘除，而且术后要做化疗。最好的结果，是肿瘤是良性的，只切除肿瘤，所有的器官都不摘除。
我的中文不太好，晚上快九点半时，另一个医生刚下了手术台，又继续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怕我听不懂，她详细地用手绘图画给我解释。我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一直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上帝，我想我会伸出我的手。
第二天的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感觉像睡了一觉一样，一个医生唤醒我，告诉我：“是最好的结果。”我的肿瘤不仅是良性的，而且不是生在卵巢里，长在了子宫壁的外侧，是一个良性的子宫肌瘤。我的双侧卵巢、子宫都保留了。那个20多厘米的、巨大的肿瘤，已经从我体内摘除。
住院第六天，我出院了。全部的费用加起来，花了1.3万多人民币，不到2000美元，如果在美国，花费应该是中国的7倍。
我仔细看了整个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手术费用。在美国，最体现医生价值的就是手术了。而我经历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有六、七个医生参与的手术，加起来(包括全部药品和耗材)只花了5000多人民币，其中手术费用(分解为两个手术)，只有3000多人民币!如果分配给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一个人才几百块。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低到让人不敢想象。我觉得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更高的回报。我想感谢一下陈主任和其他医生、照顾我的护士，但在入院时我签署了一个不能给医生红包的文件。我不知道为了表示我真心的感谢，给陈主任买一个礼物是否是合法的?如果可以，我想买一条手链送给她，在疾病面前，没有上帝之手，是她的手救了我。
据“八点健闻”(HealthInsight)，健闻王晨/文，毛晓琼对此文亦有贡献，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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