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近视，我们在行动
活动背景：7月25日，由中华医学会眼视光学组和健康时报共同举办的近视防控具体实施方案专家、媒体座谈会在青岛举办。
普查：近视普查有个“温州模式”
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团长、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今年，温州市用了一个月时间对106万中小学生进行近视普查，普查率为99.58%。结果显示：全市中小学生近视率达到50%以上，近视人数近57万，近视率略高于2018年国家卫健委对全国111.74万青少年的调查结果（53.6%）。我们的普查是教医结合，会定期开展校医、普通教师培训，形成基层学校近视普查和近视防控科学普及人员梯队和宣传网络，形成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大数据流，客观、可追溯，且推行校内自查方案，节省成本，形成“可信、可行、可及、可支付”的“温州模式”。普查让我们心中有底，可推动下一步的联动机制，包括实施教医协同、落实专家进校园、家长学校机制。
人才：好的眼科医生是“海军陆战队员”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副院长陈浩:好的眼科医生就像海军陆战队员一样，是知识综合型人才，既能处理常见的多发眼病，又掌握光学视觉功能知识。因为近视防控不仅是屈光专科或者眼视光专科的工作，过去眼科医生更多关注眼部的病理性变化，在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上更偏重于手术或者药物。
20多年前，瞿佳老师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视光学大会，清晰地给出了中国人看待眼视光的定义——以眼睛为对象，以更好的视觉功能为目标。也就是说，除了手术和药物，还要依靠光学的方法，包括镜片、激光等，因此，能够懂光学的眼视光医生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医生，也是未来近视防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我们依然要加强继续教育和学校教育，开设更多眼视光专业和课程，培养专业的眼视光医生。
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副团长、温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吕帆：在国家近视防控工作过程中，我们目前有三个任务要完成。第一是利用现有专家资源，在验光配镜流程、隐形眼镜的制配等方面达成业界共识并及时更新，让近视防控工作能够标准化、科学化。
第二要不断推进近视防控的临床研究。比如大家关注的阿托品眼药水怎么给小朋友用的问题，还有角膜塑形镜适合哪些人、怎样戴才能达到合适矫正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前提就是进行科学的临床研究。
第三就是要做好科普工作，我们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号召了许多眼视光学组的专家参与进来，让近视防控的知识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变得简洁有趣，能够被老百姓认可和接受。
技术：AI防控青少年近视大有可为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科副主任杨晓：青少年近视防控基础数量庞大、涉及面广，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很难有效利用数据。借助AI技术，我们可以从庞大的数据中总结出青少年视觉特点，分析影响其视力的因素，甚至预测其近视发展规律。例如可以借助AI技术来分析什么环境因素是影响视力的主导因素，或者给孩子配戴腕表等穿戴式设备，对睡眠、户外活动、光照等生活节律进行观测，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近视进行防控。其次，AI技术可以辅助眼科医生进行日常诊断。在眼科医生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AI技术对医生经验的深度学习，辅助进行初筛和诊断，从而迅速推广和普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产业：防控近视别忽视社会力量
爱尔眼科集团副总裁杨智宽：千万不要忽视社会力量和民营企业在近视防控上起到的作用。在科普方面，我们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与眼健康有关的科普书，并且与湖南妇联合作启动了关爱孩子近视眼的妈妈公益基金。因为在我看来，近视防控最关键的人物不是教委，也不是医生，而是妈妈，因为妈妈是最能管住且管好孩子的人。
其次，民营企业要围绕近视防控做好产品研发工作，例如我们有个产品就是来监控孩子用眼行为，还在去年发布了中国儿童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此外，我们也在做阿托品的申报工作，说不定以后很多家长不需要出国就能在国内买到阿托品滴眼液。
科普：病理性近视可能致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与眼视光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眼视光学院执行院长赵明威：普通的近视是可防可控的，但如果近视控制不住，度数超过高度近视的标准（600度），度数不断增加，伴有眼轴延长、视力不断下降、眼内组织发生病理变化等，那么很可能是病理性近视。
病理性近视容易带来一系列器质性病变，包括高度近视相关的白内障、青光眼、斜视、弱视，最严重且多见的是眼底病，包括黄斑病变、黄斑裂孔以及视网膜的裂孔、脱离、变薄等，使得视力变得越来越差。视网膜脱离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很可能会永久失明。
因此，高度近视的患者每隔半年或至少一年要到正规眼科医院接受一次眼科检查，特别是眼底的详细检查。病理性近视的家族遗传性较为明显，对于有家族史的病人，更应该及早就诊。
健康时报记者李超然、乔靖芳、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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