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简介：
崔静宜，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18军分区卫生处长、冀东军区卫生部医政科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医院管理局医政处长。建国后曾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党委代理书记、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凌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将手术和介入手段综合应用在脑与脊髓血管病的治疗上，尤其在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诊断治疗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创造性贡献，使该疾病的治愈好转率从原来的46%~63%提高到82.2%;在国内率先全面开展手术和介入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建立了颈动脉支架成形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脑动脉支架成形术、颅内外动脉搭桥术的综合团队。
“爸，我答应你，到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一定不让你痛苦。”
“好。”
“爸，按您说的，不要菩提树，照片上是我们选的银杏树，您喜欢吗?”
“好!喜欢!”
“我们在树下立一个简单的碑，写上您和妈妈的名字和生辰，好吗?”
“好。再加一个入党时间吧。嘿嘿。”
“如果做透析，还能坚持一段时日。”
“不继续了，我们一起陪着他，安静的走，一切按爸爸的遗愿。” 这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回忆关于公公的对话。
“我死后，不进八宝山，不要墓地，不要骨灰盒，没有抢救价值时，千万不要折腾，让我安静的走，唯一的一条原则，就是不要让我痛苦。”
在老人95岁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一直心平气和的告诉所有孩子：生死，是平常事。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崔静宜。
在凌锋的记忆中，公公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让所有人看到的，是对死亡的平和与泰然。而对于凌锋自己，作为一个在“刀锋上跳舞的生死医者”，公公对死亡的态度，是她上过最有价值的人生必修课之一。
像孩子一样用轮椅蹒跚学步
带着癌症，也要好好生活
“人活着,要做贡献，人死了千万不要折腾，一定要安静。如果没有救治的必要，一定不要让我痛苦，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要追求幸福。”凌锋指着公公去世一年前的照片说，这是我公公当时对疾病和生死的反复叮嘱。
满头白发的老人精神矍铄，双手拄在拐棍上，眼睛里是不惧世事变迁的泰然。
凌锋介绍，“公公晚年得了好几种癌，肺癌、输尿管透明上皮癌……但是我们商量后决定不给他做特别多的干预，肺癌没有做(处理)，与病共存。”凌锋说，公公在坚持没有其他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活了5年。
和很多癌症患者家里的氛围不一样，凌锋说，公公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就要求，他自己所有的疾病必须跟他讲，而且必须讲得非常透。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的治疗和对待疾病。
“公公89岁那年突然发现血尿，后来检查是左输尿管透明上皮癌，请教泌尿专家后，决定用腔镜把左肾、输尿管切除，膀胱切除了一小块。”凌锋在回忆起老人刚刚发现癌症的时候，完全没有其他老人的崩溃情绪，而是直接和孩子一起讨论治疗方法，淡然平和，不畏不惧。
“在做完切除手术后，公公经常念叨，我身体这底子，好着呢!”凌锋说，住院时公公每天按她的要求走1000步。一个月后出院，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走二到四公里，生活极有规律、分秒不差、脑子极好，听力也好。
也是老人的意愿，在后来每检查出一种病症，晚辈都会把病情如实告诉老人。
“在做肾癌治疗时，医生发现右肺有一个小小的肿瘤，但两个手术不能一块做，”家人小心翼翼告诉老人，不过好在肿瘤复查过程中也没有长大的迹象。老人自己就决定，带着它，一起生活。
后来随着年龄更大，肿瘤也开始变大。凌锋说，有时候公公喘不过气但也遛弯，觉得太累就用轮椅在公园和小区里转转，把轮椅当脚去用，像小孩刚刚学走路一样，每次看到90岁的老人还在用整个身体和双手努力操控着轮椅，都能感受得到公公对生的欲望很强，但尽管如此，也依然对死亡看得很通透。
“他自己也说，就是要做斗争，硬碰硬也不怕。”在坚持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老人高质量地生存了5年，而且还能够每天都看新闻联播。
凌锋回忆，公公经常说，有事做，有所期待，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状态。而老人所说的有事做，就是想办法让癌细胞长得慢一点，有所期待，就是虽然带着好几种癌症一起过日子，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很多新奇的事想知道，想了解。说到这，凌锋笑着说，他还必看《海峡两岸》。每晚看新闻时都坐得笔直，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生怕别人换了台。
“别折腾，别让我痛苦”
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告别
“后来，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只能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同年12月30日离开协和，就在一个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凌锋说，活检结果是肺腺癌，不是肾癌转移而是原发。但我们决定不去动它，否则老人会遭受更大打击和痛苦。
为了让公公在最后的日子里减少痛苦，凌锋和公公商量，做气管切开手术，然后用呼吸机来代替身体的呼吸。
“但这样经常会看到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机在打架，我们都能感觉得到老人很难受，特别是在做一些护理、洗澡和吃饭的时候。”凌锋说，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就给他用一些镇静剂。
“当医生要做一些操作的时候，我就打上丙泊酚让他睡觉，他就能睡的不错;等到该吃饭的时候把注射丙泊酚的开关一关，他就很快醒了，吃喝都正常。”
在气管切开后的五个月里，老人意识还很清醒，老人说，“现在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虽然身体上有痛苦，但还能保证正常的生活状态，要是有一天不行了，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让我痛苦。这样你们也不会煎熬和心疼。”
凌锋回忆说，后来又熬过了5个月，公公说不出话来，但是一直伸着三个手指头。 “他的护理员跑来找我说，阿姨你快去看看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趴在他耳边抱着他问，爸，你是不是觉得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一边说，凌锋也一边比划着三个手指解释道，公公在做气管切开之前就说过他有三个愿望，一是过了元旦，二是过了春节，三是过了95岁的生日。如果这三个愿望都实现了，此生足矣。
听到凌锋问的话，老人一直用力的在点头。
后来老人越来越虚弱，最后肾功能损坏严重没有办法排尿，人也已经昏迷，监护室的医生建议给患者做透析。
“当时我们全家的晚辈都很默契，一起说不再继续做。”作为一位医生，凌锋很明白，经过透析后，整个人会浮肿、苍白、血小板丢失各种可能都有，而且脱相严重。和公公在一个大家庭生活的几十年，凌峰也知道，老人特别注重仪表，到90多岁还按时早晚洗漱，只要出门一定把衣服收拾干净利落，要是人多的场合，都要扎领带。现在他要走了，要让他一样帅气明朗。
家属做出决定后，呼吸机被拔掉，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凌锋和家人一起守着他、陪着他，老人安安详详的走了。
公公滋养的银杏树旁，开满了花
生与死，都该有尊严
“我死了以后，遗体全部做解剖，对医学有用的要全部留下，不要让单位搞追悼会，我也不进八宝山，不进墓葬地，不用埋骨灰盒，找一棵树把我埋到树下，骨灰可以滋养这棵树。”凌锋回忆公公的遗愿时说，在讨论后事时，他意识还清楚，我们提议买一棵菩提树，但是公公不同意，后来我说买一棵银杏树，他说好。买好以后，我拍了照片给他看，他很开心的说，这棵树好，银杏树还能结果实，我喜欢。
“我后来和公公商量，我们就把树种在院子里，树下面放一个小小的碑，这个碑上面写这么几个字：我们悄悄的来，也悄悄的走，留下一片绿庇荫后人，再写上您和妈妈的名字和生辰，您看好不好?”
凌锋说，听到这，老人眼泪开始打转儿，频频点头说好，犹豫了几秒后，老人补充了一句说，碑上要加一句，入党时间，然后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跟着说话节奏指点着，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凌锋说，现在晚辈回家，都会去院子的树下坐一会，整棵树周围开满了花。
就像秋天到了树叶旋转落地后的静美一样，老人离开的有尊严、有体面、很自然，这就是最大的福报，也是所有患者在面对生死时最应该有的状态。
“我是神经外科医生，每天的工作就跟生死打交道，很多患者经常是非死即残，我们的工作就像在深井里往外拔人一样，有的人说我们是在刀尖上跳舞，有的人说我们是在悬崖边散步，真的没有这么诗意，每天都会紧张的一身汗，但是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都会尽100%的努力。”
“也有很多患者，已经脑死亡了，但是家属就是纠结在还有心跳，想尽办法救。”凌锋说，心脏在跳是因为呼吸机在吹，呼吸机一停心脏立刻不跳。所谓的心脏还存活，是用机械在延续，它对大脑是没有意义的。
凌锋曾遇到过一个脑死亡患者，家属每天派人轮流在监护室守着。最后花了不计其数的钱，做了干细胞移植和各种化疗，能用的治疗方法都用了，整整熬了3个月。到凌锋第三次去看患者的时候，患者已成了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塑料人”，面色铁青、面庞浮肿、口角生疮。
“如果患者自己心里知道，是否会愿意被如此对待?”凌锋感慨，很多家属说是在尽孝心、尽全力，但很多家属忽略了病人的尊严。
为了更科学地判断患者的死亡，凌锋也一直在推进脑死亡标准制定和推广。“从1965年到现在制定了脑死亡的标准后，确切的判断脑死亡的患者没有一个再死而复生。医学可以更科学地判断人的死亡，维护死者的尊严，制定这个标准根本的意义就是为了不做更多无谓的抢救，节约卫生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凌锋说，在面对生死的时候，他在公公的身上学到的最好的态度就是，只要有机会好好的生活，就决不放弃，一旦没有机会正常生活，相反却要饱受折磨，这样的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从前的少年手里，是白求恩医学院里拿过的手术刀，也是千千万万个起死回生的生命;后来步履蹒跚了，手里紧握着的，变成了拐杖，直到最后变成了轮椅，就像院子里的银杏树的年轮不停地转，安静、平和。而银杏树上，灿黄的叶子总是摇曳，像极了老人满头白发时，依然深爱这世界的样子。
又是一年春天。银杏树旁，开满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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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尊严死”，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地告别人生。国内要推广安宁疗护，要加强相关制度保障。
相关制度保障包括：提高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使生前预嘱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对患者、家属和医院都具有约束力;修改ICU操作指南，明确医生实施安宁疗护的具体标准，给医生提供操作依据;将安宁疗护发生的费用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由医保支付等。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尽量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
恋生恶死是人之常态，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国王，还是车夫，是大亨，还是乞丐，地位与金钱都无法改变个体生命必死的事实。人生的最后一道考题就是如何面对死神的召唤，恐惧、沮丧、忧伤是人之常情，再坚强、豁达的人在死神面前也无法高傲、从容起来。
现世的花红柳绿、死亡过程的挣扎抗拒和对于来世的困惑迷茫都是死亡降临时不可避免的纠结。但是无论怎样纠结，我们还是需要迈过那一道门槛，去远方邀游。如何安顿这颗不安的灵魂，是现代安宁缓和医疗的首要课题，也是每个凡人需要借助灵魂修炼才能坦然面对的生命节目。
郑州市九院姑息常务副院长、安宁疗护中心负责人李玲：
在美国，创建姑息治疗中心的初衷是服务癌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庭，后来随着专科发展，我们现在逐步将服务人群扩大至各种疾病的终末期患者。目前，病区80%左右的患者，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恶性肿瘤患者的姑息(缓和)治疗单元和安宁疗护单元，很多患者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在各种患者疾病的终末期或者高龄者的养护阶段，我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护理措施，旨在减轻痛苦，维持生命活力和心灵照护的医疗护理服务。为此，该中心还设立了河南省首个癌痛24小时门诊。我们来人间一趟，不应该只记住最后的痛苦。
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咨商心理系教授李佩怡教授：
台湾的安宁缓和医院是从1990年开始，推动到现在20多年了，今年推动的是病人自主权立法，我们希望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有更早的预先帮助自己设立医疗的决定权，如果不事先处理好医疗决定，没有事先交代，等到你昏迷意识不清了，你的家人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要不要插管，打营养针，乃至林林总总的医疗措施。当你的生死可以自己选择的时候，也许死亡会更美好。
台湾现在医学院校里会有专门针对姑息治疗和安宁疗护的教育，让医学生在还没有走出校门的时候，就把对患者的死亡教育当作学习中最重要的一课，相信这也是未来医学院校都会重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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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年龄更大，肿瘤也开始变大。凌锋说，有时候公公喘不过气但也遛弯，觉得太累就用轮椅在公园和小区里转转，把轮椅当脚去用，像小孩刚刚学走路一样，每次看到90岁的老人还在用整个身体和双手努力操控着轮椅，都能感受得到公公对生的欲望很强，但尽管如此，也依然对死亡看得很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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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折腾，别让我痛苦”
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告别
“后来，他的肺癌肿瘤长到拳头那么大，只能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从10月入院到同年12月30日离开协和，就在一个躺椅上一会儿仰着一会儿坐着。”凌锋说，活检结果是肺腺癌，不是肾癌转移而是原发。但我们决定不去动它，否则老人会遭受更大打击和痛苦。
为了让公公在最后的日子里减少痛苦，凌锋和公公商量，做气管切开手术，然后用呼吸机来代替身体的呼吸。
“但这样经常会看到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机在打架，我们都能感觉得到老人很难受，特别是在做一些护理、洗澡和吃饭的时候。”凌锋说，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就给他用一些镇静剂。
“当医生要做一些操作的时候，我就打上丙泊酚让他睡觉，他就能睡的不错;等到该吃饭的时候把注射丙泊酚的开关一关，他就很快醒了，吃喝都正常。”
在气管切开后的五个月里，老人意识还很清醒，老人说，“现在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虽然身体上有痛苦，但还能保证正常的生活状态，要是有一天不行了，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让我痛苦。这样你们也不会煎熬和心疼。”
凌锋回忆说，后来又熬过了5个月，公公说不出话来，但是一直伸着三个手指头。 “他的护理员跑来找我说，阿姨你快去看看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趴在他耳边抱着他问，爸，你是不是觉得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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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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