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李敖在台北荣总去世，享年83岁。回顾李敖的一生，有人问他：如何不白活?他答：喜欢你喜欢的，打败你不喜欢的，活过你讨厌的。
我不羡慕别人的年轻
因为我立志要活到一百岁，所以在八十岁时写这本书，好像太早了一点。但是八十总是一个关卡，要定性、定位，总不失为一定局。八十以后，所作所为无非就此定局，锦上添花而已;所以，一百岁以前的二十年，只是花团照眼，其为锦簇，八十以前早定之矣。
于是，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写这本书，给我一生做一前瞻和总结。前瞻一百，总结八十，除非我一百以前讨逆、讨姨太太，活得不厌烦了;我一生的定性定位，趁八十生日就此打住。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定位，显灵给人，使人感到，后世的子孙，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这是我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
在我文章和讲话中间，我有个习惯，你可以说是恶习，就是要随时插播吹嘘自己。插播以后，又回入正题，讲话与常人无异。全世界最习惯我这种习惯的人是赖岳忠，开玩笑说，赖岳忠是我的“御用摄影家”。他随我的便，发现我一插播，他就喝口咖啡，见怪不怪，面露笑容，静待歪风扫过。陈文茜说能够以欣赏态度看李敖自我吹嘘的人，是“有道之士”。她有时候是有道之士，有时候不是。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夫复何求?对我而言，保持最后的健康，能够畅所欲言，把我一辈子浓缩起来的精华能够一本本给写完，这是我的目的啊。
我不羡慕别人的年轻，我只羡慕去年的我或上半年的我。
与所有人友好告别
致我的家人、友人、仇人：
你们好，我是李敖，今年83岁。年初，我被查出来罹患脑瘤，现在刚做完放射性治疗。现在每天要吃六粒类固醇，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
我这一生当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医生告诉我：你最多还能活三年，有什么想做、想干的，抓紧!
我就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除了把《李敖大全集》加编41~85本的目标之外，就想和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见一面做个告别，你们可以理解成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再见李敖”及此之后，再无相见。
因为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希望会面是真诚，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
对来宾，我会对你说实话;也想你讲真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不留遗憾，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你的期盼。
对于来宾，不管你们身在哪里，我都会给你们手写一封邀请信。邀请你来台北，来我书房，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饭，合一张影，我会带你去看可爱的猫，我会全程记录我们最后一面的相会，一方面是留作你我纪念，另一方面也满足我的一点私心：告别大陆媒体近10年了，我想通过这些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见证我人生的谢幕。
李昕眼中的李敖
从1989年引进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开始，李昕和李敖先生的合作、交往超过27年，从未间断。李昕先生笔下的独家故事《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重新勾画出一个被“狂狷”“争议”等词所遮蔽的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及了其中的故事。
熊奇侠：读这本书，看到了一个饱含舔犊之情、柔情满怀，甚至侠义到有点孩子气的李敖(如通过打官司帮友人遗孀要来10万块钱)，这是您写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么?
李昕：我写本书的初衷并没有要为李敖打抱不平的意思，或者要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李敖。我只是把我和李敖交往的故事写出来。但写的过程中，我发现李敖在网上凭空被人栽了很多骂名，很多不实之词，我要是不对这些做一点辨析的话，我的文章几乎不能成立，所以我就写了几段专门为李敖辩诬的文字。
熊奇侠：全书读完，有很多细节和内幕，尤其是您那些拜访李敖的细节，都是凭记忆所写么?还是当时自己有留下了录音、视频等资料?
李昕：为什么会记得这么多的细节，因为我多年来有记日记的习惯，和作家打交道，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记在日记里。之前我写过很多的文章，关于周有光、吴敬琏、杨振宁、韦君宜、屠岸等老作家，大多都是依靠日记。
写李敖也是如此，这本书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后一节“李敖还是李敖”，写的是2013年12月我去李敖家拜访他。这一节文字基本靠当天的日记，如果当时没把那些事记下来，事后要回忆得这么详细，几乎是不可能的。
熊奇侠：以前看新闻报道，很多人感觉“老愤青”李敖有意把儿子李戡也塑造成“愤青”形象，其实看了该书，更多看到李敖作为父亲的舔犊之情，您认为他们父子关系如何?
李昕：其实说李敖有意把儿子李戡也塑造成“愤青”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李敖很尊重他儿子的选择，李戡上北大读的是经济系，他并没有去强迫他儿子“子承父业”。但后来李戡还是对文史有兴趣，可能是受他父亲影响，研究、写作也转向文史。
李敖：不干涉医生的任何治疗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过世，享年83岁。李敖于去年2月发现有脑瘤，当时他曾表示“寿命剩3年”，其后接受靶向药物及放射治疗。去年5月李敖因免疫能力下降，致肺炎恶化，一度病危，自此健康转差。去年12月，李敖已传病情不稳，好友陈文茜在微博透露李敖患上脑癌后，称他“说不了话，写不出字”，更哀痛地说：“一切都在倒数。”
据了解，发现脑瘤后，李敖从前期的保守靶向治疗，到后期的安宁疗护，不少关键问题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其子李勘接受采访时说：“他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也不怕任何痛苦。他从来没干涉医生做任何治疗，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他全权相信医生的判断，我也非常感谢医生，还有这么好的医疗团队，让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
这段简单又真切的表态，值得我们深思。以李敖的名望，在住院治疗上原本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但他选择了“不干涉医生治疗，不提反对意见，全权相信医生判断。”
这种做法和态度，值得所有患者家属反思。一部分人当亲属在医院死亡后，第一时间不是搞清死亡原因，而是各种医闹行为，甚至趁机讹诈医院。因此，李敖及其亲人尊重生命、信任医护的行为，更显得可贵。
可我们临床上总能遇到这样的患者：
“医生，我得了XX病，给我开XX药吧。”
医生主导的治疗方案由此被打乱，最佳的治疗效果难以实现。但患者信任医护的治疗并不是闭口不谈自己对疾病的看法，而偏离了治疗疾病原本的初衷。所以，患者要相信医护治疗的科学性、有效性，医护也要听从患者的诉求，只有两者进行最畅通的交流和了解，才能寻找治疗最有利的节点。
摘自微信公众号“医学界”， 常乾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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