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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为何总是“在路上”

2017-07-25 23:00:20来源:健康时报|分享|扫描到手机
  组织健走运动近十年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户外运动协会会长、“山鹰户外运动”创始人许贵林第一次有种被放在火上烤的感觉。
一切都源于7月8日的那起交通事故。当天早晨5时22分许,山鹰户外运动的“涑河黎明健跑队”在涑河北街附近机动车道上健走的时候,遭到一辆出租车的冲撞,导致健跑队中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有20多支每天活跃在临沂市各条道路上的健走队被要求停止活动。
“我的压力太大了!”许贵林的担心在于几千人队伍的安置,更多压力则源于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他们不是暴走队,是敢死队吧?”“清晨太极张三丰,早上公交林黛玉,下午广场方世玉,晚上马路御林军,摸不得碰不得”。甚至有人将事件的背景上升到代际冲突的高度。
不是“暴走”而是“健步”
许贵林不能接受“暴走族”的称呼。“参与者根本就达不到、也接受不了暴走的强度。”他更愿意将协会的运动称为“健步队”。
据介绍,临沂的健步队共有41支,每支队伍多则三四百人,少的也接近百人,80%的参加者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你看看,我们哪里是媒体报道的老年人。”
许贵林今年49岁。他很能理解健走人群的心态,“上有老,下有小,是整个生活的支柱,大家需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支撑家庭,迫切需要最廉价、最方便的健身方式。”
第41队是2017年6月刚刚成立的,队伍现有成员七八十人。46岁的许芳是队长,“健步走真的很好,我以前170斤,家庭遗传高血压、高血脂,现在都好了。”
每天晚上7点40分,他们都会在小区附近的加油站集合,然后开始6公里的步行,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小区周边没有健身设施,我们只能去路上走。”许芳说,为了保证安全,队伍会设置领队、压队,靠近马路一侧的队伍穿闪光服以达到警示车辆的作用。“红灯停,绿灯行,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也不会跟过往车辆发生矛盾。”
不过,当地的一名司机却不这么看。“暴走的人群走起路来怕掉队,一个挨着一个,有时候绿灯变成红灯了,他们也不会停,司机只好等待。他们占着非机动车道,那么自行车、电动车只能上机动车道,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我们平常都是走非机动车道,选择的马路基本都有50公里限速的要求,我们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许贵林解释说,“涑河黎明健跑队”目前还处于试跑阶段,没有编号,他们之所以那天走上机动车道,是因为周边在修路,而且考虑到早上车不多,队员们觉得没有问题。
 2015年开始迅速发展
在许贵林的印象里,山鹰户外的迅速发展是在2015年。当时,队伍从5000余人一下增长到上万人,队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临沂各大社区。
健步队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健康的重视。随着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工作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体力活动越来越少,打扫房间、洗衣服、洗碗之类的体力活儿现在越来越少了,私家车的普及也取代了骑车、走路等出行方式,由此带来了人们身体素质的下降。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体力活动已经成为了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
临沂暴走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苏徐州的暴走健身运动也兴起于2010年前后,于2014年人数暴涨,仅在当地的云龙湖周边地区每天就有上万人行走。在同一时期,河南郑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区为中心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队伍,每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据《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统计,20 岁及以上人群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身项目的54.6% 和12.4%。与2007年相比,采用“健身走”和“广场舞”进行锻炼者增加最多,分别提高了12.8%和3.9%。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李叶林曾对郑州市暴走健身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过调查,他发现,暴走运动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岁年龄段。每周参与暴走运动 1次的有15.3%,2次的有37.6 %,3次的有29.4%;从锻炼者参加暴走运动的目的看,缓解压力占30.6%,强身健体占 23.5%。李叶林在论文中写道,“在信息时代,人们在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状态下,暴走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时尚运动,慢慢流行起来,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运动强身健体的重要性。”
 他们为何“在路上”
每支新队伍成立的时候,许贵林都去出席“授旗仪式”,将山鹰户外的大旗交给分队队长。队伍能否获得授旗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看队伍是否有继续壮大的潜力,二是看路线是否安全。
每次,许贵林都会进行路线考察。虽然有人提醒过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觉这是个大问题,毕竟,在临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经营,“而我们不过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发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种害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看来,从广场舞扰民,到万人暴走团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民众健身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
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这与我国早先的城市规划有关。” 中国的小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集中建设。这批小区分布相对集中,居住人口密度大,室外体育设施基本上没有被考虑进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才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时期,居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尽管《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对社区、小区体育设施用地做出了相关规定,但很多开发者擅自改变体育用地的用途,以获取更加多的市场利润。“体育配套设施更多的是起到点缀、促销的作用。”黄顺江说。
随着公共健身设施及大型体育场的建设,一线城市体育活动需求的紧张情况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这一矛盾随着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热,更多地转移到像临沂这样规模的城市。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2年,群众体育支出在体育事业经费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体育竞赛费用和体育训练费用支出是群众体育经费支出的2.62倍。
2011年,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苏艳对许贵林所在的临沂市兰山区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随机选择30个小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人均只有约0.168平方米的体育场地,与国家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3平方米的标准相差很远;另外,社区体育场地多为空地,各种体育设施较少。
傍晚时分,临沂街头人头攒动。一名因暴走队车祸事故而无法继续上路行走的居民说,“这些场地基本上被练习广场舞和太极拳的人占着,我们也不想跟他们抢这个地盘。”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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