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十载急救路，从一个知青村医到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专家，急救医生贾大成日前出版了《救护车到来前，你能做什么》一书。
三本书让我走上了医学之路
我出生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年月——1949年10月。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那一年，我18 岁，是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属于“逍遥派”。既不能升学继续念书，也不能工作养家糊口。那年6月的一天，我信步到东四新华书店，之前我经常光顾这家书店。当时，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及马克思、列宁的书之外，其他书籍不多，我就随便翻了翻。后来，我走到医药卫生书籍柜台前面，看到有十几本书，就随手拿了一本开始翻。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这类书，就买了3 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书，我记得很清楚，书名分别是《针灸》《针灸腧穴图》和《农村卫生员用药课本》，一共6 毛多钱。后来，我拿着这3 本书到收款台交了钱。
我没想到，就是这3 本书，决定了我一生所要走的道路……
我很感谢我逝去的母亲，怹(tān，“他/她”的敬语) 当时每月只挣20 多块钱，还要养活我和妹妹，生活很艰难。即便是这样，只要我想买书，怹从来没有犹豫过，最多说一句：“等我明天给你钱。”后来我才知道，是怹手里没有钱了，给我的钱都是从别人家借来的。母亲在和邻居聊天时常说：“什么钱都可以省，孩子买书的钱不能省。”
拿着买回的3 本医书，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竟觉得学习针灸不难，后来又买了10 根针，开始一边看书一边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
有一天，母亲头疼，我试着给怹扎了太阳穴、百会穴、风池穴、合谷穴等几个穴位，母亲的头居然不疼了。后来，邻居、邻居的同事、朋友、同学、同学的父母和邻居等都知道了，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我家来找我给他们扎针。就这样，我在家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整整持续了一年半。
治病救人让我积累了更多急救经验
1968 年12 月，我到山西省原平县一个贫穷的村落插队落户。
插队落户后的第一周，最先是我的一位同学胃痛，我给他扎了内关穴、中脘穴、足三里穴，几分钟后，他的疼痛消失了;又过了几天，村里的一位老大爷也出现了胃痛，我同样给他扎了针，几分钟后疼痛就消失了。消息后来慢慢地传遍了全村：“有一个北京知青会看病。”
其实，我那时只能解决一些诸如头疼、牙疼、肚子疼、胳膊疼、腰疼、腿疼的简单情况，有时还当着病人的面现翻书。在后来8 年的插队生活中，我拔过牙、接过生，清理并缝合过伤口，治疗过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各科的很多常见病，也抢救过急性左心衰竭、重症哮喘、上消化道大出血等众多急性危重症。后来，居然有百里以外其他各县的老百姓慕名来找我看病，当地的几家报纸、电台也介绍我给老百姓看病的事。
再后来，北京市革委会慰问团来慰问北京插队知青。他们了解到卫生所的情况后，问我还需要什么药品、设备，让我写一个单子。后来，我把单子写好交给了他们，他们给了1000 多块钱，让我给卫生所添置药品、设备。我们卫生所一下子“鸟枪换大炮”了……
现在，每每想起这段插队的岁月，我总是从心底感谢那里的乡亲们，他们在危难时刻把生命交给了我，对我充满了信任。虽然我的医学知识很有限，但他们从来不怀疑我的技术水平;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怀疑我的医德;即使有时候救治无效，他们也真诚地感谢我，这让我在插队的艰苦岁月中得到了莫大慰藉。
回到家乡，急救的初衷依旧未变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上了大学，开始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
1980 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北京。到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主要搞运动医学的科研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我要学习很多新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那里的工作。1983 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北京市急救站工作情况的文章，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北京市急救站的人员、设备都远远不能满足首都政治地位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看完这篇报道，我真有点儿热血沸腾了，当晚就给北京市急救站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热爱急救事业、愿意到北京市急救站工作的意愿。没想到，第三天下午，急救站的领导、著名急救专家李宗浩教授就约我面谈，当时就拍板让我到急救站工作，就这么一干就是近30 年。
北京急救中心是这么来的
1949 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而北京在当年2 月份就已经解放了。当时，北京市有一辆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上面涂了一个鲜红的红十字，安了一个金光灿灿的钟形大铜铃铛，大铜铃铛悬挂在救护车前面的右侧，由医生来晃动，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悦耳。过去的北京市急救站，无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极差，不能和今日的北京急救中心同日而语：一辆开起来叮咣作响的破救护车、一个诊箱、一个氧气袋，再加一个司机、一个医生，这就是出车抢救患者的全部家当，在处理很多情况时根本不够用。当时，全急救站只有2 台上海产的心电图机，里面装着多节一号电池，一共有10 多斤重;还有一台上海产的除颤器，2 个人一起抬都费劲。更要命的是，心电图机后来被其他医生带走了，再出诊就没有了，遇到心脏病患者，我们只能凭经验和一张嘴来对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找到了我们急救科科主任付大庆，谈了我的想法：必须装备一辆配有全套急救设备的急性危重症抢救车。过了几天，付大庆主任找到我，让我写一个单子，把危重症抢救车所需的急救装备列个单子。没过多久，4 辆配有全套现代化急救装备的急性危重症抢救车全部到位，车上配备了进口的心电图机、除颤监护仪、呼吸机、吸引器、气管内插管等设备，而且全部是便携式，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现场使用。从此，我就伴随这辆急性危重症抢救车度过了20 多年的急救生涯，这样一直坚持到我退休。
到1955 年，北京市急救站正式成立了。北京的院前急救，官方一般都是从1955 年算起，我觉得其实应该从1949 年算起。老北京人都知道，北京市急救站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南池子大街，当时的急救电话是5 局5678。这个电话原本是北京同仁堂药店东家、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先生胞妹家的电话，为了方便市民记忆，他们就把自己家的这个电话号码让给了北京市急救站，后来又因为电话升级，先后改为55 局5678 和65255678。直到1988 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建立，首次开通了全国统一急救电话——120，但65255678 至今依然在用，一旦120 打不通时，还可以拨打65255678。
摘自《救护车到来前，你能做什么?》贾大成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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