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由健康时报社、中国应急急救教育科学普及联盟主办，雪中金健康产业集团承办的“全国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在北京八达岭水关长城启动。活动呼吁加快推动999中国急救科普日立法，并在每年9月9日9时开展急救教育系列宣传，学习在发生意外危险时的急救技能。
(健康时报记者 李桂兰 张 爽/文 牛宏超/图)“心脏骤停患者的院外心肺复苏成功率低于1%、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率低于1%、医务工作者向家庭成员传授心肺复苏技术低于1%。”
在“全国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启动活动现场，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中心主任王立祥跟记者提起了我国面临着心脏骤停患者院外心肺复苏技术“三低”的窘境。
“要改变这一现状，时间、技术、团队一个都不能少。”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说。
T(time)时间：
叹息样呼吸也是紧急时刻
急救重在“急”上，心脏骤停患者的院外心肺复苏成功率低于1%，多输在了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没有了呼吸心跳和意识要做心肺复苏，胸外按压，其实大家容易忽略另一种叹息样呼吸。”陆军总医院干部病房副主任医师刘立新提到，叹息样呼吸就像是患者发出求救信号，也是要马上进行抢救的。
刘立新解释说，叹息样呼吸见于脑外伤，颅内高压，脑膜炎等发病时，表现为一次或多次强呼吸后，继以长时间呼吸停止，之后又再次出现数次强呼吸，周期持续时间为10~60秒。常是死亡前出现的危急征象。“大家不妨上网搜索视频，见过一次，你就终身难忘。”
现场的一位参会人员提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作为一名心内科护士，值夜班时接诊了一位心梗患者，当时值班的医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太太，正在看急诊打印的心电图时，突然发现坐在一旁的患者大喘气，就一声，老医生立马喊出：“快，抢救!”
T(technolegy)技术：
救护员或成新兴职业
“对于心肺复苏技术的规范化，我们国家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职业——救护员，从而增加了急救工作的分层，更有利于临床救治体系的建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郭树彬介绍道。
“急救是为了救命，可若救治不当就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刘立新感叹大多数人没学过心肺复苏技术，不当的操作也会导致胸肋骨骨折，局部组织损伤甚至更严重的继发于骨折的脏器损伤，因此，有条件最好选择到培训基地做实践培训。
在美国，急救培训作为常规课程已走进课堂;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会在学生期间进行相关课程的培训和演练。在我国除了通过媒体学习院前急救方法，也可到中国救护培训网站报名参加为期两天的专门急救培训课程，合格后可以获得相应合格证书。
T(team)团队：
一个家庭至少两人会急救
我们鼓励医护人员教家人急救知识和技能，可事实上，医务工作者向家人传授心肺复苏技术低于1%。贾大成接受采访时说：“要把急救做到普及化、家庭化，关键还是强化民众意识。没有急救意识，再好的技术、再多的AED也没用。不要觉得院前急救这事跟你没关系。”
家庭意外发生高达70%，而80%的猝死发生在家中，又以心脏猝死居多，建议每个家庭至少有两人掌握急救技能。如果在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CPR)，约有一半人能被救活;如果在4~6分钟进行心肺复苏，约10%的人可被救活;超过10分钟复苏者，存活率几乎为零。
“别嫌麻烦，多参加急救培训，当出现突发情况，能够按部就班的实施。家庭的这两个人，走出家门就能形成一个行走的急救团队。”贾大成说。
百城创建全国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
除心肺复苏普及率非常之低外，我国应急急救工作还存在着急救半径过大，道路拥堵;急救设备严重不足;应急救援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健全中国的院前应急急救生命链，打通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重视“第一目击者”的急救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的普及培训及落实，也是创建全国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的初衷。
预计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将在全国推进完成500个城市“全国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的落地建设，尤其是城市社区基地将是普及心肺复苏技能和呼吁急救立法宣传教育推广的主要场所。
心肺复苏精准健康传播基地，主要开展的内容一是开展心肺复苏公益大讲堂，对社区居民及学生等民众开展急救、自救、逃生、防灾等技能知识的普及教育工作。二是为社区及公共场所，免费提供应急急救工具。三是开展社会志愿者服务工作,开展邻里守望、邻里互助、助老、助残等志愿救护服务。
尤其要强调的应急培训和技能学习要发挥专业协会、专业机构(120、999)急救专业的技术优势，向公众传播精准正确、规范、先进的急救、自救、互救知识。
院前急救
缺部“好人法”
如果我们把生命急救比作一根扁担的话，扁担的一头担着生命，另一头则牵着立法，如果我们只奔着生命去，科普急救知识、培训急救技能、唤醒急救意识，没有立法的保障，但我们在外碰到意外倒地的人时，会因为不敢救而错过宝贵的急救机会。
要想让生命急救稳稳地前进，急救这根扁担的两头谁都不能轻了。“2016年7月，北京出台了《北京院前急救服务条例》，但是还是没有提到对于院前施救者的免责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专家贾大成介绍说。
而2016年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条例中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且明确了紧急救护中对患者造成损伤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两个城市，两部条例，但是免责却未全覆盖。
中国有一句古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国应急急救科普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谷庆华也提到，四年来，急救培训在全国展开，南到云南中缅边境，北到黑龙江黑河，交警大队、公安系统都有做过培训，不少人学会了急救技能，但也有不少人会为救人之后是否能免责感到担忧。
免责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对于施救者和被救者在法律层面有个保护伞，就会大大激励人们去做这个施救的“好人”，而不是冷眼旁观的“路人”。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能免责，你可能在上海就会毫不犹豫的勇敢施救;但是北京没提免责，那同样的事情，在北京你也许就不会施救了。由此可见，一部国家层面的“好人法”，能够补充各个省市条例的差异，更具有普遍性。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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