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是产科名医、妇科癌症治疗权威，也是曾两度挣扎于死亡边缘的淋巴癌患者。从得知罹患癌症时的惊吓、恐慌到最终积极治疗，台湾马偕纪念医院院长杨育正在《在我离去之前：从医师到病人的生命告白》中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接下院长职务后，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举办全院主管“安宁病房一日体验”，由各科室主管到安宁病房住一天，甚至身上插一根管，譬如尿管、鼻管，体验晚期患者身体上的苦楚，日后无论是在治疗、服务或咨询时，都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就在我寄出“安宁病房一日体验”邀请函后，我同时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扰我两个月之久的三叉神经疼痛的病理切片报告出炉，瞬间宣告我由一名癌症医生，转为一名B细胞淋巴癌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宁病房“体验”病人的感同身受了，我马上就要成为“被体验组”一员了。
两个月急剧瘦了11公斤
在病理检验确定罹患B细胞淋巴瘤后，计算机断层、正电子摄影等影像检查显示，我的淋巴瘤有6厘米，有七成的机会可以用药物控制，胜算不低。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采用当时台湾可能还没有多少人尝试的，强度最高的14天高剂量化疗疗程，即以四种药物组合，14天打一次。
是的，我用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对自己的“人体实验”。
一般的化疗疗程是21天进行一次。然而，当时我看到德国的报告，14天内密集注射，把注射密度调高，治疗效果更佳。我的主治医生也早已看过德国的资料，但因为尚未有台湾地区的报告，这种高剂量的疗法对于台湾人的体质是否合适?有无同样的效果?这都是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药物剂量越高，并发症和副作用势必也越大。
林医生决定支持我冒一次险，不只是因为我对癌细胞的了解，明白在起初面对较大的肿瘤时，一鼓作气密集打击或许胜算较高，更是因为我身负院长职务，14天一次、缩短时间的疗程，对于行政职务执行的影响，或许会降至最低。
化疗期间，我仍然照常办公，但我没有想到化疗的副作用那样强大，它吃掉我的肌肉，夺走我的声音，我几乎是每天靠着意志力支撑不断颤抖的身躯，甚至每回都会经历一次大约7天完全失声。
化疗药物中有一种高剂量副肾皮质荷尔蒙，是一种类固醇，它一开始使人精神亢奋，然后会渐渐让人体中枢肌肉萎缩。我一开始做化疗时，精神状况很不错，每次在病房打完药物后，就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
然而从第五天开始，出现了很特殊的副作用——我完全失去了声音!这在临床上较少见，但我真的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会持续7天;前后6次化疗，没有一次例外。而中枢肌肉也一次一次萎缩，让我的体重在两个月内由80公斤急速降到69公斤，掉了11公斤。
我还记得在第二次化疗期间，由于白细胞数目回升，我自认为免疫状况不错，还出席医策会举办的“两岸院长论坛”。当时，外界对我生病之事还一无所知。演讲结束后，我听见台下传来如雷的掌声，内心暗自窃喜的却是：所幸，他们没有看见我颤抖得如“猫王”的双腿。
做个称职的病人
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一直都细心提醒我的癌症病人们，要如何注意自己的体温、体重、血压与尿量等变化。如今，当我自己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每天提醒自己：每天早晚量两次体温和血压，记录自己的饮食，用尿桶小便以便测量排尿量。经过这些临床考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不只是一个称职的医生，也是一名称职的病人。
但是再怎么认真，都没办法百分之百地预料到药物会在自己身上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有些副作用是普遍性的，有些副作用则有个别性差异。就像是治疗淋巴癌，在化疗的同时，得配合高剂量的类固醇，除了让我的肌肉萎缩，还为我带来了血糖升高的副作用，这是化疗病人都该注意的──特别是在采用高剂量类固醇的淋巴癌病人，但我的反应确实特别显著。
由于类固醇会影响糖类代谢，曾让我的血糖飙升到每百毫升超过200毫克，远远超过饭前100、饭后140的标准值。于是，我在替病人打针40多年后，也第一次把针扎在自己的皮肉上，每天得打四次胰岛素，我把自己的身体分为4个区块，每次注射不同部位。
我真的像参加了一场自己当初想策划的“安宁病房一日体验”一般，参加了一场“癌症化疗体验营”，亲身经历了每一项过去我施于病人身上的治疗，也亲身体会了每一种治疗会产生的各种身心不适、会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甚至还“加码赠送”。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当时我才了解，过去对病人的所有安抚原来都是隔靴搔痒，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经历了被宣判患癌的病人的心境转折。库伯勒·罗斯医生在《论死亡与临终》中提出了面对癌症的五个阶段情绪历程，每个阶段，我都体会得那么深刻：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最终才能接受。 摘自《在我离去之前：从医师到病人的生命告白》，杨育正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就在我寄出“安宁病房一日体验”邀请函后，我同时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扰我两个月之久的三叉神经疼痛的病理切片报告出炉，瞬间宣告我由一名癌症医生，转为一名B细胞淋巴癌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宁病房“体验”病人的感同身受了，我马上就要成为“被体验组”一员了。
两个月急剧瘦了11公斤
在病理检验确定罹患B细胞淋巴瘤后，计算机断层、正电子摄影等影像检查显示，我的淋巴瘤有6厘米，有七成的机会可以用药物控制，胜算不低。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采用当时台湾可能还没有多少人尝试的，强度最高的14天高剂量化疗疗程，即以四种药物组合，14天打一次。
是的，我用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对自己的“人体实验”。
一般的化疗疗程是21天进行一次。然而，当时我看到德国的报告，14天内密集注射，把注射密度调高，治疗效果更佳。我的主治医生也早已看过德国的资料，但因为尚未有台湾地区的报告，这种高剂量的疗法对于台湾人的体质是否合适?有无同样的效果?这都是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药物剂量越高，并发症和副作用势必也越大。
林医生决定支持我冒一次险，不只是因为我对癌细胞的了解，明白在起初面对较大的肿瘤时，一鼓作气密集打击或许胜算较高，更是因为我身负院长职务，14天一次、缩短时间的疗程，对于行政职务执行的影响，或许会降至最低。
化疗期间，我仍然照常办公，但我没有想到化疗的副作用那样强大，它吃掉我的肌肉，夺走我的声音，我几乎是每天靠着意志力支撑不断颤抖的身躯，甚至每回都会经历一次大约7天完全失声。
化疗药物中有一种高剂量副肾皮质荷尔蒙，是一种类固醇，它一开始使人精神亢奋，然后会渐渐让人体中枢肌肉萎缩。我一开始做化疗时，精神状况很不错，每次在病房打完药物后，就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
然而从第五天开始，出现了很特殊的副作用——我完全失去了声音!这在临床上较少见，但我真的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会持续7天;前后6次化疗，没有一次例外。而中枢肌肉也一次一次萎缩，让我的体重在两个月内由80公斤急速降到69公斤，掉了11公斤。
我还记得在第二次化疗期间，由于白细胞数目回升，我自认为免疫状况不错，还出席医策会举办的“两岸院长论坛”。当时，外界对我生病之事还一无所知。演讲结束后，我听见台下传来如雷的掌声，内心暗自窃喜的却是：所幸，他们没有看见我颤抖得如“猫王”的双腿。
做个称职的病人
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一直都细心提醒我的癌症病人们，要如何注意自己的体温、体重、血压与尿量等变化。如今，当我自己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每天提醒自己：每天早晚量两次体温和血压，记录自己的饮食，用尿桶小便以便测量排尿量。经过这些临床考验，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不只是一个称职的医生，也是一名称职的病人。
但是再怎么认真，都没办法百分之百地预料到药物会在自己身上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有些副作用是普遍性的，有些副作用则有个别性差异。就像是治疗淋巴癌，在化疗的同时，得配合高剂量的类固醇，除了让我的肌肉萎缩，还为我带来了血糖升高的副作用，这是化疗病人都该注意的──特别是在采用高剂量类固醇的淋巴癌病人，但我的反应确实特别显著。
由于类固醇会影响糖类代谢，曾让我的血糖飙升到每百毫升超过200毫克，远远超过饭前100、饭后140的标准值。于是，我在替病人打针40多年后，也第一次把针扎在自己的皮肉上，每天得打四次胰岛素，我把自己的身体分为4个区块，每次注射不同部位。
我真的像参加了一场自己当初想策划的“安宁病房一日体验”一般，参加了一场“癌症化疗体验营”，亲身经历了每一项过去我施于病人身上的治疗，也亲身体会了每一种治疗会产生的各种身心不适、会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甚至还“加码赠送”。
我必须很诚实地说，当时我才了解，过去对病人的所有安抚原来都是隔靴搔痒，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经历了被宣判患癌的病人的心境转折。库伯勒·罗斯医生在《论死亡与临终》中提出了面对癌症的五个阶段情绪历程，每个阶段，我都体会得那么深刻：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最终才能接受。 摘自《在我离去之前：从医师到病人的生命告白》，杨育正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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