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每台血液透析机要10万~15万元，每台血液滤过机要20万~25万元，每台水处理设备需30万~300万元，一个血液透析中心仅建设费用就要数百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二三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更不必说乡镇的基层卫生机构。
此外，血液透析的医护人员需求也无法满足。按国际标准，每10台血液透析机应配备一名医生、两到三名护士，如此推算，我国至少要为血透患者配备2万名专职医生及8万名专职护士。而目前我国这一数字分别为4000名和20000名，相差甚远。
种种制约，让众多尿毒症患者在医院排起长队，连赖以维系生命的血液透析都一床难求。
沉重负担轻松击垮一个家庭
同样看不到盼头的，还有吉林省通化市的朱晓伟夫妇。
2015年6月12日，朱晓伟夫妇上五年级的儿子朱强被查出尿毒症，并伴有先天性心脏病。
为给孩子看病，朱晓伟夫妇从长春辗转沈阳，最终来到北京。不到15天的时间，平均每天一万多元费用，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他不止一次说想回家上学，如果每周固定三次透析，基本也就告别学校了。”想到12岁儿子的未来，夫妻俩几乎陷入绝望。
肾脏移植，被公认为治疗终末期肾衰竭最有效的方法，夫妻俩也正检查能否为儿子配型成功。但肾移植手术所需要的大量费用、术后终生服用的抗排异治疗药物，又让夫妻俩举步维艰。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制度的改革，由亲属供给的活体肾，几乎成为了肾脏移植的唯一来源。并不乐观的是，即便是夫妻俩都愿意捐肾给儿子，严格的配型也使得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小孩对透析的反应比较大，最开始厌食、贫血，体重从37公斤掉到了30公斤。每天晚上，朱强几乎都不能完全躺下睡觉，只有坐着睡觉才能感觉舒服一些。
对朱强来说，在医院每一天都是煎熬。即便难受得厉害，朱强也不愿意对父母说，连续多天的打针、抽血、化验，让孩子面对病痛、面对医生充满了恐惧。
小朱强天真地期待自己马上就能出院。他还做了许多计划：要去一趟天安门，要吃一次正宗的北京烤鸭，要回去跟小朋友炫耀自己已经到过了祖国首都……
腹膜透析推广任重道远
“只用血液透析全面覆盖尿毒症患者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周建辉主任向记者介绍，相对于扎堆到医院做血液透析，让患者正确认识腹膜透析尤为重要。
周建辉主任介绍，腹膜透析适合居家治疗，不需要特定的场所和特殊设备，无需大量的医护人员，尤其适合于边远、交通不便地区。病人只要在医生指导下学会正确操作即可。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依赖仪器设备，也不接触血液，无需同血液透析一样在身体内建立血管通路，因此腹膜透析也更加安全，病人所受的痛苦也更小。
“但很遗憾，从整体来说，选择血液透析的患者仍然占据大多数，腹膜透析的推广仍然任重道远。”周建辉说。
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腹膜透析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说明不将腹膜透析液费用计入药品收费。然而，该通知颁布至今4年，在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很好执行。“一些地方医院，仍然因为药占比的限制而不能积极开展腹膜透析。”
以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腹膜透析中心数量情况为例，仅有些省份推行较好，例如江苏省168个腹透中心，登记腹膜透析病人4215例，广东省97个腹透中心，登记腹膜透析患者7991例。
相比之下，像西藏、海南等省份登记的腹透中心数量则少得可怜。其中西藏2013年才创办第一个腹透中心，海南甚至比2012年还减少两个。对这些省份患者而言，想进行腹透殊为不易。
相较于国内，港台及国外一些地区腹透开展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例如中国香港和泰国等地，均施行“PD first”，即“腹透优先”的政策。
尿毒症患者，无特殊情况必须先进行腹透;若需转为血液透析，也必须要有主管医生的医学证明才行，否则，医疗保险不予报销。
而在国内，医保政策也成了腹透推广的阻碍。周建辉主任介绍，在某些省份，腹透的实际报销比例远低于血透，而透析花费，恰恰是影响病人透析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落实好配套的政策，无疑是推进腹透开展的最好推手。”周建辉认为。
巨大的社会负担，让尿毒症患者一度饱受质疑，被看作是只能消耗社会资源但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群体。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去。许多尿毒症患者愿意并有能力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但大多数单位还是会将这些人拒之门外。”在周建辉主任看来，关注尿毒症，不仅仅是让这些患者有得治、治得好，还要让尿毒症患者回得去，重返家庭与社会。
愿景美好，成真艰难!
尽管肾病患者已经苦不堪言，但路人的冷眼与质疑，亲朋的冷漠与疏远，让更多像逄鹊一样的尿毒症患者，正在一步一步跟社会渐行渐远。
求助：目前，肾移植手术给朱强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您愿意奉献一份爱心，请联系朱晓伟(朱强父亲)：13844588445。
此外，血液透析的医护人员需求也无法满足。按国际标准，每10台血液透析机应配备一名医生、两到三名护士，如此推算，我国至少要为血透患者配备2万名专职医生及8万名专职护士。而目前我国这一数字分别为4000名和20000名，相差甚远。
种种制约，让众多尿毒症患者在医院排起长队，连赖以维系生命的血液透析都一床难求。
沉重负担轻松击垮一个家庭
同样看不到盼头的，还有吉林省通化市的朱晓伟夫妇。
2015年6月12日，朱晓伟夫妇上五年级的儿子朱强被查出尿毒症，并伴有先天性心脏病。
为给孩子看病，朱晓伟夫妇从长春辗转沈阳，最终来到北京。不到15天的时间，平均每天一万多元费用，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他不止一次说想回家上学，如果每周固定三次透析，基本也就告别学校了。”想到12岁儿子的未来，夫妻俩几乎陷入绝望。
肾脏移植，被公认为治疗终末期肾衰竭最有效的方法，夫妻俩也正检查能否为儿子配型成功。但肾移植手术所需要的大量费用、术后终生服用的抗排异治疗药物，又让夫妻俩举步维艰。
随着我国器官移植制度的改革，由亲属供给的活体肾，几乎成为了肾脏移植的唯一来源。并不乐观的是，即便是夫妻俩都愿意捐肾给儿子，严格的配型也使得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小孩对透析的反应比较大，最开始厌食、贫血，体重从37公斤掉到了30公斤。每天晚上，朱强几乎都不能完全躺下睡觉，只有坐着睡觉才能感觉舒服一些。
对朱强来说，在医院每一天都是煎熬。即便难受得厉害，朱强也不愿意对父母说，连续多天的打针、抽血、化验，让孩子面对病痛、面对医生充满了恐惧。
小朱强天真地期待自己马上就能出院。他还做了许多计划：要去一趟天安门，要吃一次正宗的北京烤鸭，要回去跟小朋友炫耀自己已经到过了祖国首都……
腹膜透析推广任重道远
“只用血液透析全面覆盖尿毒症患者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周建辉主任向记者介绍，相对于扎堆到医院做血液透析，让患者正确认识腹膜透析尤为重要。
周建辉主任介绍，腹膜透析适合居家治疗，不需要特定的场所和特殊设备，无需大量的医护人员，尤其适合于边远、交通不便地区。病人只要在医生指导下学会正确操作即可。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依赖仪器设备，也不接触血液，无需同血液透析一样在身体内建立血管通路，因此腹膜透析也更加安全，病人所受的痛苦也更小。
“但很遗憾，从整体来说，选择血液透析的患者仍然占据大多数，腹膜透析的推广仍然任重道远。”周建辉说。
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腹膜透析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说明不将腹膜透析液费用计入药品收费。然而，该通知颁布至今4年，在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很好执行。“一些地方医院，仍然因为药占比的限制而不能积极开展腹膜透析。”
以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腹膜透析中心数量情况为例，仅有些省份推行较好，例如江苏省168个腹透中心，登记腹膜透析病人4215例，广东省97个腹透中心，登记腹膜透析患者7991例。
相比之下，像西藏、海南等省份登记的腹透中心数量则少得可怜。其中西藏2013年才创办第一个腹透中心，海南甚至比2012年还减少两个。对这些省份患者而言，想进行腹透殊为不易。
相较于国内，港台及国外一些地区腹透开展的情况则要好很多。例如中国香港和泰国等地，均施行“PD first”，即“腹透优先”的政策。
尿毒症患者，无特殊情况必须先进行腹透;若需转为血液透析，也必须要有主管医生的医学证明才行，否则，医疗保险不予报销。
而在国内，医保政策也成了腹透推广的阻碍。周建辉主任介绍，在某些省份，腹透的实际报销比例远低于血透，而透析花费，恰恰是影响病人透析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落实好配套的政策，无疑是推进腹透开展的最好推手。”周建辉认为。
巨大的社会负担，让尿毒症患者一度饱受质疑，被看作是只能消耗社会资源但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群体。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去。许多尿毒症患者愿意并有能力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但大多数单位还是会将这些人拒之门外。”在周建辉主任看来，关注尿毒症，不仅仅是让这些患者有得治、治得好，还要让尿毒症患者回得去，重返家庭与社会。
愿景美好，成真艰难!
尽管肾病患者已经苦不堪言，但路人的冷眼与质疑，亲朋的冷漠与疏远，让更多像逄鹊一样的尿毒症患者，正在一步一步跟社会渐行渐远。
求助：目前，肾移植手术给朱强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您愿意奉献一份爱心，请联系朱晓伟(朱强父亲)：13844588445。
（运营：吴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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