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糖尿病社会歧视

　　歧视无处不在

　　“歧视现象，其实很早就存在了”，作为资深糖尿病领域专家，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内分泌科邹大进教授对糖尿病社会歧视问题一直很关注。早在十几年前，邹大进就发现，每到高考前夕，门诊上就会有不少糖尿病患者对自己提出“特殊需求”，希望他能帮助调整血糖水平，以便在高考体检环节不被查出血糖异常。

　　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录取”的。尽管此后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此有所调整，认为“严重内分泌疾病等学校可以不予录取”，但所谓的“严重”概念模糊，难以界定，导致糖尿病患儿依然被高校拒之门外。”

　　“这是极不应该的现象”，邹大进说，等于剥夺了占中国成人数量11.6%的糖尿病人群，尤其是其中5%的1型糖尿病人群上大学的权利。

　　事实上，糖尿病患者遭遇到的社会歧视还远不止这些。由诺和诺德与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等合作开展的一项全球性的研究项目DAWN2(全球糖尿病态度、愿望和需求2)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感到因为自己的疾病受到了歧视，并且很少能够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

　　患者能瞒则瞒

　　“除了一些高风险且有特殊要求的工种外，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胜任常规的学业和工作”，邹大进说，在他的糖尿病患者中，不乏学习优异事业有成者。而在国外，既是糖尿病患者又是运动健将、行业精英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年，尽管糖尿病社会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糖尿病人群面临的社会歧视却丝毫没有改观。邹大进说，一些高校和用人单位，因为发现了糖尿病人瞒报病情的案例，从之前查空腹血糖变为测糖化血红蛋白，生怕查漏了一例。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糖尿病患者只能是“能瞒则瞒”，而且是“想尽一切办法隐瞒”。邹大进回忆，在他接触的年轻糖尿病患者中，几乎没有一例没有过隐瞒，一些被确诊的年轻糖尿病患者，甚至因为畏惧而在遮遮掩掩中选择轻生、或是终身抑郁。

　　改变从我做起

　　施宏一说，她曾经就想过自杀。尽管现在的她，看起来是那么阳光而且自信。

　　这位上海女孩从小一直成绩优异，18岁被诊断为1型糖尿病，隐瞒病情上了大学，毕了业，选择了一份可以周游世界的工作，却不想在一家意大利油轮公司上班时，因为被发现在油轮上注射胰岛素而被解职。于是，她意识到，逃避躲藏不是办法，站出来为更多病友争取权益才是正道。从此，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加入了一个国际糖尿病青年委员会，成为了该组织的得力干将。

　　邹大进说，改变糖尿病社会歧视，需要每一个社会人和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在为改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境况而努力。2012年，全球糖尿病治疗领域先导企业诺和诺德启动了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世界糖尿病基金会共同开展的“共同关注，让我们一起改变糖尿病”全国糖尿病健康教育项目，力图通过为期三年的基于健康教育和新闻宣传等措施的全方位行动，达到有效预防控制糖尿病的共同目标。

　　“中国的糖尿病社会歧视不可能永远存在”，邹大进说，早些年，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也普遍遭遇着社会不公，面临入学难、就业难等多重困境，但通过各界各方长时间的努力，这一现象也有明显的改观。

　　作为一名糖尿病医生，邹大进希望自己只需尽心帮助患者调节血糖，而无需合力为他们圆那些善意的谎言。

　　(余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