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公共健身空间却日益狭仄。终于，晚饭后陪家人去附近中学操场散步，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回母校打几场球……这样的你我都曾有过的锻炼规划，在广州不日将兑现为现实。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最近审议通过了《广州市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送审稿)》。办法明确规定，“广州公办中小学校和市属高校的体育设施要对社会开放”。
这是一项初衷良好的公共政策，既有利于公共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契合市民健身需求中的“就近原则”。然而另一方面，校门似乎很难开。一些学校提出担心：坏人入校怎么办?发生意外谁担责?设施折旧谁埋单?与之对应的是，早在2010年《广州市全民健身条例》颁发之初，就曾试点部分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深圳等不少城市也有类似实践，效果并不乐观。
校门为何如此难开?客观上，不少公办学校新建之始，确实未曾如香港等地将体育设施与教学区域保持适当隔离，加大了对外开放的难度，校方懒于或疏于担责。事实上，回到公共健康锻炼的议题上来，眼下“校门难开”的症结关键，还在于社会健身资源总量上的捉襟见肘、布局上的严重失衡。据统计，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即便如此，目前全国公共体育场所的开放度仅为44%，利用率不足30%，单个场馆平均年收入不足万元。有了这些数据，似乎也更能理解“由于缺乏锻炼，中国青少年的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已持续25年下滑，体质几乎探底”的肇因。
国家体育总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有49.2%的人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公共体育场所为首选健身场地。由此可见，以开放校园体育资源应对全民健身在硬件上的“刚需”，虽然其情可鉴，终究杯水车薪。校园要打开大门，政府大院也不能闲置，而最关键的，还是布局合理、点多面广的群众性锻炼场所的有效供给。哪怕是5人制或7人制的小足球场、三对三的小篮球场，占地不大，意义不小。这既是城市宜居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共服务的常态格局。
好在2012年年底发布的《“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规定，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平方米以上，基本实现“县县都有公共体育场”。只是，这一“1.5平方米”的目标，还是不足美国的1/10，不足日本的1/12。中国承办国际体育盛事次数已达全球第一，体育场馆为竞技体育服务的严重超标，供国际比赛的大型场馆有6000个;与这些富余相比，普通居民体育健身的场地却少得可怜。重比赛、轻健身，也许正是公共体育投入不足的根源。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相关反馈报道见本期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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