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于我

　　是极特殊的存在。

　　他驻外10多年，

　　缺席我成长

　　过程中几乎所有

　　的重要时刻。

　　但蓦然回首，

　　我却似乎一路

　　都在循着

　　他的脚印。

　　我对父亲的

　　第一印象很糟

　　小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谁。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父亲就被派驻海外。

　　上幼儿园了，每当小朋友问我父亲在哪儿，我总会跺跺脚，“就在脚下，地球的那一边。”

　　上小学后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机场接一个叫父亲的人。一个胖胖的男人从里面一出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停，胡子茬儿扎扎的，好难受。我使劲推开他，放声大哭。妈妈赶紧哄：“他是爸爸!”“骗人，照片上的爸爸是个瘦子!”

　　这位爸爸的第一印象很糟糕，最糟糕的是妈妈从此晚上不再陪我睡了，我能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一种像火车跑过的声响。妈妈说，那叫“呼噜”。

　　以前家里没住过男人，自然不会有这么怪异的动静。一天我推开厕所门看到爸爸站在马桶前，就十分好奇，非想转过去看看爸爸为什么要站着。爸爸急了，又不能马上走开。他用手挡着我，指甲把我的眼角划出了血。

　　刚上中学，父亲被派驻新华社香港分社，随后又派往驻日本的分社。

　　1990年，17岁的我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开始留学生涯。为了赚够学费和房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扫厕所。每晚六点半，我准时把18层大楼的每个男女厕所清扫一遍。

　　这样干了三个月，我又换了份餐厅洗盘子的工作。由于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并开裂。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有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决定要去日本留学时，妈妈没敢告诉父亲。当时在国外工作的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职务便利之嫌。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早已是人性化管理的必备福利，但当年我不仅童年和少年没有父爱，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就在父亲身边，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和父母却极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父亲情绪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拼命赚钱的目标。

　　感谢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意志和赚钱的能力。

　　他迟缓的背影

　　使我毅然回国

　　199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妈妈病重。第二天，当我赶到北京铁路总医院时，已近黄昏。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我心急火燎地顺着楼梯往上爬。

　　突然哐当一声，吓了我一跳。抬头朝上看，只见楼梯转弯处站着一个胖胖的男人，他提的两个铁盒掉在地上，饭菜倒扣，盖子摔下几级台阶，汤汤水水顺着楼梯淌下来……

　　他太胖，爬到5层已是满头大汗。他费力地弯下腰，用双手把地上的饭菜捧起来，放回饭盒里。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扶着楼梯把手继续向上爬。

　　我一声没出，一动不动。望着那迟缓爬楼的背影，我眼里已满是泪水。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此刻，他如此苍老、如此尴尬。

　　想来父亲不愿在此刻被女儿看见，我隔着一段距离悄悄跟在他身后。他走进一间病房，俯身对躺在病床上的妈妈低声说：“瑞云，对不起，我上楼时不小心把饭弄撒了……”妈妈轻轻安慰：“没事，我不饿。”看着这般无奈，我拼来的荣誉、挣来的钱，又有何意义?“妈——”张嘴那刻，已做出决定：“我要回国。”

　　父亲很赞成：“我马上就退休了，你回来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媒体这行还是把根基扎在母体文化上最牢靠。都在有为之年，何不早回来，把精力用于有用之所呢?”

　　言传身教下

　　我更坚定了信仰

　　2003年、2004年、2006年这三年，父亲经历了三次大手术，三过鬼门关。2010年春节后，父亲又住进了医院。父亲生病这8年，是我与他最亲近的8年。父亲病了，他的同事、当年一起派往拉美的吴永恒叔叔来看他。吴叔叔向我说起当年的事，我才第一次知道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3年初，周总理决定由新华社派出5名记者组辗转到拉美地区未建交的国家进行调研，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在这次访问中，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在巴拿马举行的安理会会议。其间巴拿马外长胡安·塔克同意中国在巴拿马建立新华社分社。于是，总社马上决定朱荣根和吴永恒两位同志留在巴拿马，创建新华社分社。

　　从此，在接下来的5年，爸爸住在旅馆，出入受到严密监视。当年，时局紧张时，爸爸和吴叔叔只能憋在房里，等到吃饭和发稿时才下楼。爸爸和吴叔叔不能打电话，信走国际邮路，与家人几个月才联系一次。

　　在巴拿马时，父亲月工资30美元，吴叔叔20美元，他俩用每月50美元的工资开创了新华社巴拿马分社。从这两位年轻记者每天经历的枪林弹雨、眼前飘过的金钱美女中，我明白了“发财请走别路，怕死莫入此门”。这就是信仰，这就叫忠诚。

　　父亲皮包里

　　藏着纪律教育

　　父亲在10多年驻外期间，也会偶尔回国述职。这难得的团聚，他最疼爱3个宝贝女儿。

　　那时，女孩子最馋的是冰棍儿。夏天，路边小推车里，厚厚的棉被下盖着三分的红果、五分的巧克力、八分的奶油雪糕、一毛二的双棒。买不起就在冰棍儿车旁站会儿，盖着冰棍儿的棉被掀开的瞬间，甜甜的清凉就已经能让我们美上好一阵儿了。

　　那时我们每月过得紧巴巴的，但父亲疼女儿，发了稿费就会给孩子们带回几根冰棍来。父亲回家后，三个女儿把他团团围住，像小狗一样拿鼻子凑着包儿闻，只是谁也不敢去碰他的黑色手提皮包。

　　父亲曾特别严肃地告诉过我们，包里有保密文件和保密本，拉锁拉到哪里都是有讲究的，他看看拉锁就知道有没有人动过他的包。那个特殊年代，这就是铁的纪律。从父亲严肃的态度中，孩子们明白：纪律就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有一次碰了他的包，那里面就永远不会有冰棍了。

　　20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父亲的皮包和那几根冰棍，冰棍早吃掉了，但父亲严守纪律的保密意识全留在了我心里。

　　父亲的家训

　　是我的护身符

　　父亲是新中国派驻海外的第一批记者，他经历过很长一段中国被外国看不起的日子。他常说，国与国之间，实力就是硬道理。2000年，我回国后，父亲天天叮嘱我两个字：“紧跟!”他不断重复：“紧跟政策，其他远离!”

　　父亲做了40多年的时政记者，常驻拉美时，一些国家经常政变，他枪里炮里地采访着政权更替。之后，他又常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见识过各国政治家的高明手段。他赞叹之余，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碰这些，他只想女儿简单、幸福就够了。

　　父亲够，我不够啊。我刚回国，意气风发，光简单快乐哪够啊?一定要发展!当我回家向他抱怨什么时，他总是特别不屑，“没什么不公平的，生别人的气没用，别人成功是因为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努力着。”

　　父亲严格规定我回家的时限。我都20多岁了，除录像外，一定要回家吃晚饭，否则全家人就饿着等我。我被切断了所有应酬，不禁愕然：“您打小就没管过我，这是干嘛?”

　　父亲回屋，用毛笔写下泰戈尔的一段话：“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不要走错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的天职，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

　　10多年的起起伏伏，我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不是你的千万别拿，拿了是祸不是福。好好做人、踏实做事，老天爷看着呢。深深凝望墙上父亲的照片，感恩父亲，这家训是女儿一生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