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谈话练出的伶牙俐齿，是ICU医生的一项重要功能，我可以把复杂多发伤的术前谈话谈得清清楚楚，但是找老刘一家谈话，我踌躇了很久。病情中的种种不确定，需要我好好理清语言的逻辑性。

　　老刘一家决定放弃治疗，按照风俗把老刘接回家。

　　85岁的老刘

　　5天无尿

　　老老少少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徘徊，犹豫，家庭会议持续了5天。老刘的大女儿来签字，做回家的准备。看得出，全家都对老刘很好很好。家属的焦虑和伤感弥漫在空气里，不需要仔细辨别就可以感觉得到。陪夜之后通红的眼睛，缺乏洗漱的“隔夜”气味，监护室大门外愁眉不展、来回踱步，ICU医生都再熟悉不过了。

　　通常，这种自动出院的谈话，金远医生他们都能够处理得很稳妥，不需要由我来谈。花额外的精力来召集老刘全家，慎重地再次谈话，是因为我希望他的子女下定决心再坚持一下，哪怕是再坚持3天。

　　老刘已经85岁了，虽然插着气管插管，上着呼吸机，但他能够清醒地表述自己的意愿，他写下来的意愿是：回家。笔迹歪歪扭扭，但意思表达得清楚。子女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答应他自己的要求。

　　老刘患的是感染性休克，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何况，他又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5天来，他就躺在ICU的床上，治疗强度很大。5天前，他转入ICU的时候，咳血性痰，氧合降得很快，无尿。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深静脉穿刺上血管活性药;接着是用CRRT(连续性血液净化)机解决持续的无尿。ICU的常规治疗就是那个样子，用尽手段，先把生命维持住，维持在悬崖状态，用很多的管子，很多的机器，伴随而来的是很多的痛。病情要在悬崖状态维持多久，能不能最终离开危险的悬崖回到安全的地带，谁也不知道。命悬一线，是个很形象的词，为了维持这细若游丝的“一线”，医生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

　　治疗中的样子，让子女、孙辈每一双眼睛看着都觉得揪心。那些管子，穿透肌肉放置到股静脉里，通过咽喉插到声门下的气管里，真是想想都让人觉得痛，觉得难受。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是为人子女再正常不过的感情。

　　探视完之后，是对未来的担忧，病能不能够看得好?能不能够不留后遗症地看好?

　　还有拿在手里的治疗清单，数字每天都在递增，一天能够承受，两天能够承受，但是它好像是在用固定的速度不急不缓地持续增高，究竟会增到一个什么高度呢?

　　医生的直觉

　　让我赌一把

　　病情和治疗，像是在进行一场拉锯战，屏气凝神地在悬崖状态维持微妙的平衡。现在，病人和家属先决定放弃了。

　　我不是一个“人定胜天”型的医生，在重症监护室里当了18年医生，见惯生生死死，对于DNR(拒绝心肺复苏)，对于高龄老人的有限度治疗，对于有创治疗的适应证控制，这些情况都已经相当的熟悉。换句通俗的话来说：病人放弃治疗自动出院这个事实，是我工作日常的一部分。尤其是对高龄病人，我一向主张要尊重病人的主观意愿。

　　那么也许你会问，这次我为什么要阻止老刘的家人放弃治疗呢?如果我说这是出于“直觉”，你相信吗?

　　5天来，老刘的状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化验指标的升升降降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性的指标：仍然无尿，呼吸机参数仍然很高，升压药稳中略降。待我做完超声评估，看完化验变化后，我觉得：

　　他的肾功能在恢复，会恢复，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恢复。

　　这只是感觉，没有确切依据，人们往往会把这样的感觉叫医生的经验。

　　直觉在悄悄对我说，老刘和他的子女对时间的把握太操之过急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我的直觉错误呢?我不知道。我决定赌一把。

　　如果我判断错误，赌输的结果是：花更多的钱，吃更久的苦，最后还是要送走老刘。

　　而赌赢的结果是：花更多更多的钱，吃更久更久的苦，但是老刘有一线机会活下来。中国人都知道这句古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其实医生没有赢面，只有压力。对医生最好的结果，反而是病人和家属都已经接受了死亡的结局，长痛不如短痛，一了百了，成全了老刘自己的心愿。

　　我为什么不愿意顺水推舟，接受这个最容易的结果呢?

　　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有一道坎，这就像一道鸿沟，不做这个努力，我就绕不过自己的这道关。

　　85岁的生命有多少意义?这样的哲学命题不需要医生去想，我已经把它转化为医学的命题了。就像这次一样：病情有没有可逆因素，病人的基础脏器状态好不好。

　　在30分钟冗长的谈话里，我费尽唇舌，劝家属再等一等，劝老刘再耐心一点;之后，家属再次召开家庭会议……最后，我终于等到了想要的答复——家属选择相信我的直觉。

　　赌局和压力

　　并存

　　回家的计划推迟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刘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他没有办法讲话，也只能恼怒地敲敲床，来表达他内心的愤怒。

　　但是第二天，他的导尿管里开始出现了少量尿液，深受打击的肾脏在慢慢复苏了。第三天，尿量开始增加……就像我的直觉告诉我的：病情的转折点可能就在那几天之间。

　　直觉是对的，如果不坚持那一下子，这一丁点的机会不会出现;不过，我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老刘只是在悬崖上后退了一小步而已，离脱离CRRT(连续性血液净化)，拔除气管插管还有不小的距离，想要跨越这段距离，我们得克服千难万险，面对无数个未知。在那个节点上，家属选择了相信我的直觉，那么在接下去的治疗中，我的压力一定是只增不减。

　　每多走一天，离痊愈就多一分希望，但并不保证下一步一定是前进。

　　每多走一天，也是在赌注中多下了一分，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就更加不愿意输，更加输不起，无形中对我寄的希望也就多一分。那住院清单上不断累积的数字，就是最直观的体现。

　　这就是我当时踌躇的原因，这样的赌局，在ICU医生的日常医疗中，是一个常态。我得经常做这个艰难的医疗决策，扛起所有已知未知的压力，面对一局几乎没有赢面的赌局。

　　半个月后，老刘拔掉了所有管子，离开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又过了两个月，他出院回家过年了。我松了一口气，在那个节点上，我没有押错。对着蓝天轻轻一笑，做个鬼脸。这件事，我就此可以笃定地放下。

　　老刘本人不会记得我，在ICU期间他使用了很多镇静、镇痛药物，这些药物会让他产生“顺性遗忘”，他会把脑中不愉快的记忆抹去，ICU和我都被包括在那些记忆中。

　　同样，我也会很快把老刘的面孔忘记，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类似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类似的危重病人，插着管，上着机器，他们康复后的样子和那时大相径庭，我根本记不清楚这个和那个。

　　这是ICU医生的日常生活，信任或者不被信任;选择继续或者选择放弃;唯有压力，是永恒的。人的适应性非常强大，当承担压力成为一种习惯，压力放在肩膀上也就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