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好消息不断传来：美美可以用一个手指打游戏了，美美可以咬住自己爱吃的鸡翅了，美美可以对着相机摆造型了……

　　有一天，美美发出了她的第一条微信朋友圈：我想出去玩，我要吃鸡翅。

　　2015年12月，吴超获得“三亚艺术季”华宇青年奖评审团大奖，她带着美美一家一起来到了三亚，并为美美举办了一个人生成果展，把她20多年的人生呈现了出来：她从小到大热爱的布偶、她为了去海边攒下来的一抽屉泳装、她为男友折的一整盒纸玫瑰……还有她醒来后说的话，“我要吃”“我要出去玩”“我想你们”……

　　父母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美美来到这个展览。她的脖子还不能完全支撑住脑袋，头经常耷拉着，但她激动地用手指着自己的照片，含混不清地对父母说，“我想站起来”!

　　父母在两边搀着，用力把美美架了起来，虽然她的腿还很软，无法自己站住，但是美美开心地笑了。这是她出车祸后第一次站起来。

　　“美美的醒来，让我们亲身感受了一个人的‘意识’是怎样回来的。”吴超说，“‘意识’就好像是魔术师，它让一个躯体渐渐变成灵动的生命。”

　　植物人唤醒：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像美美这样的个性化唤醒病人，吴超一共接触了5位，除了美美，还有两位患者唤醒成功。一位是40岁的台湾商人，另一位是16岁的抑郁症女孩，因自杀抢救后成为植物人，吴超为她重新装修了房间，设计了家庭唤醒室，希望在唤醒意识的同时完成抑郁的创伤转化。而对于没有成功的两位，吴超也不认为是失败，“开始以后发现这个家庭特别难深入，因为挖掘一个人的深度记忆总是会涉及到很多家庭的不愉快的东西，而家庭成员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制作个人的记忆图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要把两三个月的时间完全倾注在患者身上，完成整个个性化唤醒过程要花费1年左右的时间。电脑摔坏了，不是把硬件修好就能恢复运转，还要恢复windows系统才行。何江弘教授把唤醒中医学和艺术的作用，理解为修复“硬件”和“软件”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的作用并不确切。“植物人唤醒是一个系统工程，艺术唤醒还处于实验前阶段，对于患者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确切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何江弘教授说，“如果植物人唤醒方案是一桌菜，有主菜、配菜，艺术唤醒还处于‘凉菜’的部分，但对于整桌菜的色香味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吴超认为，电刺激、磁刺激产生生物电让神经被动运动，而艺术刺激让神经主动运动，使病人集中注意力观看、理解内容、激发能量和欲望。

　　而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的探索背后，是我国植物人面临的治疗和康复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概有30万~50万植物人，每年新增7万~10万。但从事植物人促醒的医生非常少，全国正规植物人促醒中心不超过10家，三甲医院只有陆军总医院和广州军区总医院。

　　“很多医生不愿意做植物人促醒，需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而大医院一般特别忙，小医院的能力又达不到，一般抢救之后就不再进一步治疗，”何江弘说，“另一个原因是医生治疗病人需要一种成就感，但对植物人你很难获得成就感，醒的病人特别少，有意识提高的都很少。”

　　目前对于植物人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诊疗指南，也没有一个针对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流行病学调查。就连中国现存多少患者，每年又会因为何种原因增加多少病人，都只是一个大致估算的结果。

　　一般来说，1~3个月是最佳苏醒时机，半年之后就更加困难，一年以上就是难上加难。在以往的观念里，很多家属认为植物人根本无法醒来，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实际上约四成植物人处于“微意识”状态，还有唤醒的希望。

　　在媒体报道后，很多植物人家属向吴超求助。吴超只能给每个求助的家属一份建议书，给他们解释个性化唤醒的原理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尽力去做。“很多时候家属只是想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他们感觉特别无助。”

　　对于艺术唤醒项目未来的发展计划，吴超说，希望未来一两年，能够完善共性化唤醒方案，在中心城市培养一个艺术唤醒师，帮助执行共性化唤醒方案，同时帮助一些患者做个性化唤醒。而由于项目还在实验阶段，他们并不希望向病人家属收取费用，目前正和基金会合作，通过腾讯公益来众筹资金。

　　吴超还希望在艺术唤醒室中有规律有计划地做人文活动，包括讲座和工作坊，帮助病人家属和医务人员释放焦虑。他们还会设计方便日常使用的人文康复产品，给家人和病人共同协作，比如心理学的手绘本，让家属握着植物人的手来完成。惟愿通过这些行动，给患者及家属带来希望。